從10月3日美國通過7000億美元救助計劃，到10月8日美英歐等六大央行聯手降息，再到10月10日七國集團財長宣布五點計劃共同對付金融危機，以及10月12日20國集團會議聲明將動用所有手段應對金融危機，為了應對這場被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稱做“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罕見一致地采取了力度甚大的聯手干預金融市場的行動。

　　然而，一連串的救市政策并未能扭轉民眾低迷的信心，更未能逆轉金融市場的頹勢。一波三折的美國政府救市方案叩關成功后，道瓊斯指數出現的卻是跌幅為1.50%的快速跳水動作；美英歐等六大央行聯手降息后，紐約股市劇烈波動，收盤時三大股指連續第六天下跌，歐洲主要股市也在大幅波動后以暴跌報收；七國集團財長宣布五點計劃后，全球股市繼續下挫，其中，倫敦股市收盤大跌8.85%、德國和法國股市下跌逾7%、道瓊斯和納斯達克盤中也大跌了3%以上。

　　在美國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首次遭眾議院否決后，美國總統布什曾表示，如果國會不批準該方案，美國將付出更大代價，會面臨大量民眾失業、企業倒閉等問題，美國人可能陷入恐慌和痛苦的境地，進入“持久而痛苦”的經濟衰退。然而，救市方案通過后，人們發現，民眾的信心并未因此而獲得提升，反而在全球各國開始聯手采取救市行動后繼續跌落，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首先，民眾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機構資金虧損黑洞和金融衍生品風險波及的范圍心中沒底，對7000億美元救助計劃能否從根本上解決美國金融危機缺乏信心。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一場“房屋—信貸—衍生品”泡沫，這個泡沫有多大，迄今為止人們依然無法準確度量，而只能從泡沫破滅過程中金融機構因巨額虧損而不斷破產倒閉的信息中獲得管窺。最初，人們并未對次貸危機產生太多恐慌，專家也不斷放話“次貸危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然而，隨著次貸損失浮出水面的“冰山”越來越大，民眾的信心開始跌落，直到華爾街大投行不斷破產、歐洲一些國家的銀行也不斷倒閉，甚至冰島、烏克蘭、哈薩克和阿根廷等國家都瀕臨破產邊緣，人們這才意識到次貸危機的問題有多嚴重，信心由此發生逆轉。現在的問題是，以次貸為基礎的高杠桿金融衍生品，到底在金融創新中被放大了多少倍，讓多少美國金融機構和其他國家的資金身陷其中，以及在這場“多米諾骨牌效應”中，下一個倒下的“骨牌”是誰，還有多少機構會被波及，現在無人能答。而700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資金從何而來，能否填滿如此深不可測的資金黑洞，人們同樣不得而知。面對如此多的不確定性，要讓民眾僅僅依靠幾項救市政策就迅速恢復信心，確實很難。

　　其次，世界各國的聯手救市措施，已被民眾視為判斷金融危機嚴重程度，以及世界經濟衰退幅度的另類指標。由于在這場危機中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普通民眾根本無法獲知世界各國金融業遭受危機的重創程度，以及經濟基本面可能因此產生的衰退幅度，因此民眾只能從各國的救市力度中反向推測上述信息。換言之，民眾認為，救市力度越大，越顯示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世界經濟的可能衰退幅度。現在，世界各國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遺余力地大舉救市，民眾自然從這些救市措施中反向推測出美國的次貸危機早已演變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并已在向全球性經濟危機演變的結論。正是這種反向推論，使民眾無法從救市之舉中獲得信心提振，反而對未來充滿了更多和更大的憂慮和悲觀。

　　最后，美國的金融危機確實對全球的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惡性循環已經形成，這也在不斷打擊民眾的信心。美國金融危機不僅帶來了美國金融市場的暴跌，也帶來了全球幾乎所有重要經濟體的資本市場的大幅下挫。隨著民眾資產的急劇縮水，民眾的消費意愿也在急劇下降。而這種消費意愿的下降，不僅帶來了國際原油期貨價格的大幅下挫，也帶來了其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暴跌。而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民眾消費意愿的降低，又反過來影響著上市公司的業績，并推動著股指進一步走低，帶來民眾股票資產的進一步縮水。如此惡性循環，無疑極大地挫傷了民眾對未來的信心。

　　當前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不僅反映了民眾信心的極度脆弱，也顯示了民眾對未來預期的極度悲觀。由于對未來缺乏信心，民眾紛紛爭先拋售手中的股票資產。盡管人們對后市缺乏信心各有其充分理由，但在金融危機大爆發之際不顧一切地大舉拋售，也不能說這種行為就非常理性。至少巴菲特已在用事實教育人們：從8月29日至10月1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董事長巴菲特33天內個人凈資產增加80億美元至580億美元，以至擊敗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重新登上世界首富的寶座。巴菲特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財富暴增，無非是其在別人極度恐懼時表現得更為“貪婪”——敢于大舉抄底價值嚴重低估的資產。巴菲特的成功提醒人們，過度悲觀或許會讓人們錯失當前也許是“百年一遇”的投資良機。(記者 徐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