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的商品屬性，關乎數億糧農的收入問題；糧食的社會屬性、政治屬性，關乎國家的糧食安全。在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糧食安全問題，對農民的福祉乃至國家的長治久安，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目標背離”難題

　　今年7月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和《吉林省增產百億斤商品糧能力建設總體規劃》。會議特別強調，要使糧食自給率穩定在95%以上，201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2020年達到10800億斤以上。

　　“糧食為萬物之首，糧價為百價之基”。在當前國際糧價大幅上漲的背景之下，國務院出臺的這個綱要和規劃，不僅非常及時，而且意義重大，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央對糧食這種“特殊商品”生產的高度重視。

　　與中央的鮮明態度相比，地方上的某些干部并沒有將糧食生產擺在突出的位置上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到長三角地區采訪，聽到了一些干部抱怨，現在工作壓力最大的是招商引資，可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把項目招來了，又常常無地可供，叫他們左右為難：“這豈不成了既想讓馬兒跑得好，又不想讓馬兒吃草？”既然上邊如此重視工業化、城市化，那么就應該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言下之意，呼之欲出。

　　“糧食安全是國家的事，財政收入、本地發展才是地方政府考慮的事”。在一些地方忽視糧食生產的事實背后，這樣的認識并非特例。在他們的眼中，政績和財富才是他們追逐的重點甚至惟一目標。只有招商引資，只有工業化、城市化才是重中之重，而效益較低的農業只有“讓路”的份，則屢屢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

　　本刊記者在鳳陽縣小崗村了解到，在近年農村種植結構調整中，該村1800畝耕地中，有600多畝進行了經營權流轉，全部進行葡萄和雙孢菇種植。據村民預計，因為減糧增收，短期內該村將有50%的糧田轉向非糧生產。

　　蘇皖等省的多個產糧大縣領導說，“小崗壓糧”現象是市場價格機制對糧食生產“逆向指導”的結果。小崗現象在中西部地區的產糧大縣中可能會蔓延開來。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國家、縣鄉基層政府、農戶在糧食生產上存在明顯的“目標背離”。國家目標在于確保糧食安全；縣政府的目標在于“強縣富民”，這與發展糧食形成現實沖突；農戶目標在于增加收入。如何破解“目標背離”、保持方向上的同一性？是當前糧食生產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傳統糧區的“底線”之憂

　　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政策，但仍阻擋不住“世界工廠”的無限擴張。伴隨著推土機轟隆隆的聲響，大片大片的糧田湮滅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據統計，最近5年間我國耕地減少近1億畝。難怪連江南一些號稱魚米之鄉的地方也不得不外購糧食。至于“風景舊曾諳”的夢里江南——清清的河水，黃黃的稻穗，田田的荷葉，嫩嫩的菱藕，早就開始一點點褪化、消失。對晚輩來說，“稻花香里說豐年”的意境，只能誦讀而不能親見了。

　　安徽省民盟委員王光宇完成的一項耕地現狀研究發現，自1978年以來，安徽省耕地面積呈連續減少的態勢，27年間耕地面積共減少360千公頃，年均減少13.34千公頃，相當每年消失一個小縣的耕地。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出人均耕地占有量臨界線為0.053公頃，安徽省目前有1/3以上的地區低于這一保障線。

　　最近本刊記者走訪了安徽蕪湖、阜陽、六安和江蘇東海等糧產區，基層干部、農民說，眼下出現多種“新剪刀差”共同制約糧食生產的局面，是多年罕見的，對糧食生產的負面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種糧收益與成本“兩個增速”間的剪刀差叫人擔心。蕪湖縣糧食局的調查顯示，當地小麥市場收購價較上年增幅10.45%，而生產成本投入畝均增幅28.06%，高于價格增幅17.61個百分點，從而導致小麥畝均效益較上年猛降49.75%。中西部傳統糧區能否穩定糧食生產的“底線”，是件值得警惕的大事。

　　站在國家的層面考慮問題，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解決吃飯問題只能立足于自給，不可能寄希望于外采，因此，糧食安全以及農業自身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城市化有著同樣異乎尋常的重要意義。也正因為如此，中央才對“三農”的地位作出了如此之高的評價：“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

　　廓清誤區凝聚共識

　　作為一個傳統農業社會的國度，在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過程，工業化與城市化是繞不過的兩道坎。各級官員把工業化、城市化當作驅貧致富、后來居上的“終南捷徑”和“不二法門”，當然有其自身的邏輯。但如何處理糧食安全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關系，確實是擺在決策層面前的一道難題。

　　有觀察家指出，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就可以被忽略甚至可有可無。農業與工業、城市的關系，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不是“主子”與“奴仆”的關系，更非繼續讓農業無限度地“讓路、服務”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不少干部對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表現出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早已過關，“糧荒”是很久遠的事，是別人的事。從國際經驗觀察，日本政府寧愿讓農田拋荒，給農民補貼，也不愿將土地挪作他用。其“藏糧于土”的策略，在于對困難時期迅速恢復種植能力的預謀。而韓國則專門設立了水稻節，以示對農業的重視。最近糧荒在世界一些地方的蔓延，令人警醒。

　　還有干部認為：“可以讓中西部地區多搞農業，讓東部地區多搞工業，打造‘世界工廠’，這樣就實現了合理布局。”受訪專家指出，長三角是糧食的主產地，這是由1200毫米的年降水量決定的，這樣優良的自然條件，到中西部地區是花多少錢都難以買到的。不僅如此，稻作農業為主，漁獵蠶桑為輔的文明，是適合長三角濕地生態系統的，如果堅持減少稻田，長期看來，地面的沉降，城市熱島效應的增強，飲用水的變質將是難以避免的。

　　事實上，發展好現代農業，也是廣大農民實現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雖然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之一，但對大多數農民而言，目前的主要收入還是來源于農業，可以說農業既關乎國家的糧食安全，又關乎農民的飯碗，忽視不得。

　　要把農業真正擺到“基礎”的位置，最根本的是要讓每個官員克服狹隘的地方思維，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認真思量糧食安全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糧食安全分級責任制，形成有效的糧食安全監督檢查和績效考核體系，全面落實糧食生產的行政首長負責制。

　　溫家寶總理說：“我國是人口大國，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牢牢把握解決糧食問題的主動權，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這應成為全體干部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