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引發的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說隨著質檢總局局長引咎辭職和石家莊市委書記的被免職，進入了一個問責的高峰。在我看來，這次奶粉事件的事后處理，鮮明地體現了法治國家的法律所應該具有的兩個職能——嚴懲(壓制性制裁)和賠償(恢復性制裁)。

　　法律就像是一道保護我們不受魔鬼侵犯的柵欄。請想象你也是受到柵欄保護的那些人，當有異端引來邪惡的時候，你會怎么樣。第一反應，大概也是要求懲罰那些破壞柵欄的人，這里涉及法律的第一個基本作用——壓制性制裁。這種制裁是建立在痛苦之上，或者至少要給犯人帶來一定的損失。刑法即為其中的典型，目的在于通過懲罰犯罪，震懾其他的群體成員，使得將來不會出現類似的越軌行為。

　　這些年，我們在食品安全上出現的問題其實不算少。原因很簡單，試圖逾越柵欄的魔鬼并沒有遭到震懾，以往的制裁并沒有讓他們覺得代價有多大，在風險和收益之間衡量，讓他們覺得逾越還是值得一試的。

　　可以說，三鹿奶粉事件的發生，跟這樣的心態是緊密關聯的。話已至此，不需拐彎抹角，法律的壓制性制裁必須得到真正的體現，震懾的基本功能必須得到實施，只有這樣，群體才能避免被更多邪惡侵害。尤其是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事件，罰他們傾家蕩產，罰他們牢獄之災。目前，三鹿集團原董事長和總經理等已經被刑事拘留。重量級的政府官員被免職或是引咎辭職——我們可以相信，這一次的壓制性制裁，是足以在很長時間內震懾魔鬼的。

　　除了震懾之外還有一個方面不容忽視，那就是那些受害人。這點涉及法律的第二個基本作用——恢復性制裁。傷害已經造成，恢復原態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做的就是盡量恢復，避免傷害進一步加深。因此，補償受害人就成了最現實的解決之道。民法、商法等就為此而立。

　　從以往的經驗看，要做到這點并不是很簡單的事情。事態往往會變成某些肇事者破產，到了“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境況。對于受害人來說，肇事者的命真的沒什么用，他們更需要的是經濟上的補償，使得自身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去降低傷害。前年發生的“齊二藥事件”就是一個教訓。由于藥廠瞬即倒閉，許多受害者索賠無門。

　　所以就這次奶粉事件來看，從全國患兒免費診治的大政策下發起，“恢復性制裁”就一直貫穿于整個事件的處理中。從法理上看，造成后果的企業無疑應該是恢復性制裁的主要承擔者。我們看到，無論是企業出于自愿(如蒙牛等大品牌)，還是國家的強制性措施，至少受害者無須面對一個“自己受害還要自己掏錢”的窘局。

　　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但這個事件的事后處理很完美地體現了法律的兩個基本功能：嚴懲肇事者和補償受害者，堪稱一個樣本，值得欣慰。(江蘇 楊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