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美國政府公布了最大規模的救市案，擬購入“不流動”按揭證券，并將國債法定上限提升至11.3萬億美元，購買金融機構的按揭壞賬，需動用7000億美元。

　　而兩天前，美聯儲已和全球各大央行達成一致，決定將其向貨幣市場的注資總額提高至2470億美元。

　　從2470億，到7000億，再加上此前為拯救“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注入的2000億美元，這一系列數字的變化，讓人們更直接地體味到事態的緊迫、危機的慘烈。據說，20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向議員們簡介金融市況時，形容前景是“災難性”的，在場議員無不訝異，現場鴉雀無聲了10秒鐘。

　　危機讓美國人始料不及，更讓中國人愕然。而其直接作用于A股市場所產生的殺傷力，更讓人們切實感受到財富的變遷。因為，此前對于大多數中國百姓而言，這場大洋彼岸的危機還相當遙遠。

　　那么，這場危機對中國產生的直接影響到底會有多大？中國經濟能否獨善其身？

　　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多大

　　目前公布雷曼債券數據的中資銀行，已達7家。其中，中國建行持有雷曼債券1.914億美元，其中高級債1.414億美元，次級債0.5億美元，占公司凈資產0.29%。中國工商銀行(包括境外機構)持有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債券及與雷曼信用相掛鉤債券數量最大，共1.518億美元，約占該集團總資產的0.01%。交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發行債券7002萬美元，占其總資產0.02%，暫時在各家銀行中占資產比例最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馬德倫近日在中國《金融時報》撰文表示，中國的銀行國際交易量不大，涉及次貸的可能不超過100億美元。

　　這只是看得見的賬面損失。所有情況表明，這場由次貸危機而引發的金融海嘯并未見底，它對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其實，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到底有多大，不只在于對危機嚴重性的判斷以及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判斷，還取決于中國為應對危機采取的策略與手段。

　　政府該怎么辦

　　在過去的一周里，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應急機制。9月15日，下調了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雖然就目前來看，這一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比較有限，但它無疑是貨幣政策變化的強烈信號。

　　從去年年底開始，貨幣政策已由“穩中適度從緊”轉向“從緊”，以防止經濟增長過熱和明顯通貨膨脹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而隨著經濟發展過程中困難和挑戰的增多，要求放松銀根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在CPI指數高企的情況下，對放松銀根可能減弱控制通脹的效應，并導致經濟過熱回潮的擔心，令管理者左右為難。

　　如今當外部系統性金融風險突然襲來之際，政府下調兩率，意味著貨幣政策的重大轉變。有經濟學家對此評價說，央行放松貨幣政策，并非表明當前中國經濟出現過高的風險，而是對現行經濟可能下行的風險提前反應。

　　隨后，中國政府又在股市受到危機沖擊、銀行股拖累大盤沖擊1800點關口后，果斷出手。如果說調整印花稅，更主要在于提振市場信心，那么匯金公司增持銀行股等舉措，則明確昭示，政府保障金融安全的信念與決心。滬深股市以七年未見的全部漲停，作出了響應。

　　但華爾街風暴尚未見底。據悉，美國有100多家銀行出現問題，“誰是下一個”的拷問，已讓華爾街的巨頭們成為驚弓之鳥，對危機最終殺傷力的評價顯然已超出了經濟學家預期的范圍，其影響不僅在金融體系與經濟層面，將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逐步顯現。

　　因此，政府應該做的不只是制定危機的應急預案，而且應該面對世界經濟出現的新變化，審慎思考、長期部署。

　　啟動內需是關鍵

　　從各種跡象判斷，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很難避免。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美國出現的這場危機不只將通過金融，還將通過市場需求的緊縮直接傳遞到中國的實體經濟。目前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高達60%，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中國企業的訂單主要集中在歐美市場。一旦這一市場出現問題，導致訂單大量減少，將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的生存，以至工人的收入和就業。

　　因此，在世界經濟形勢難以掌控的前提下，啟動內需拉動經濟的增長，幾乎已成共識。雷曼兄弟坍塌的消息發布不久，經濟學家周其仁即為中國經濟獻策：“大算盤不難打：只要國內需求有較大的擴展，這些年來為外需服務的龐大制造業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轉向對內，中國經濟就不但可能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也許對全球經濟‘過冬’也不無小補。”

　　事實上，近年來，政府在拉動內需上一直不遺余力，但收效卻并不顯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滯后，以及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囊中羞澀。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12964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但大多數人對此卻并沒有明顯的體會。而農村市場的開啟及農民的增收又近乎成為老生常談。

　　日前，記者在美國采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時，其中的兩位中國經濟研究專家——Nigel Chalk先生和Laura Papi女士，通過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近些年中國消費對于GDP增長的比例不增反減，這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

　　他們認為，要想解決消費增長不振，出路在于由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例如醫保、教育、養老保障等。相對于1990年的數據，在2005年中國各年齡階段的儲蓄率都有所上升，老齡人口的儲蓄增加尤其明顯。如果政府能夠提供足夠好的福利保障，公眾就可以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消費支出并驅動經濟增長。

　　而在增加公共服務投入的同時，一些學者格外關注稅收政策對經濟的作用。今年7月，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一份呼吁減稅的報告，經媒體發布后，引起共鳴。雖然此后，財經委表示這只代表經濟室的意見，不代表財經委。但因為這份報告契合了人們減稅的期望，依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因此，現實的選擇，一方面在于現有的財政收入更多地向公共財政傾斜；另一方面在于稅收政策的變化，真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這是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其抵御風險能力以及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徑。

　　與此同時，民間自救也非常重要。正如不久前萬科總裁郁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行業靠解放軍救還是自己？最好的辦法還是靠自己。不可能一直靠利好扶持。”

　　危機之所以能夠擴散，最關鍵的問題是信心的缺失、恐慌的蔓延。事情遠未到無可挽回的時候，人們要的，不是恐慌失措而是沉著應對。

　　歷經30年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經過了無數大風大浪，激流險灘，現在又到了闖關的時候。(記者 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