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處于轉折點上

　　依據此前的經濟周期經驗，在這個階段應該不至于出現經濟的絕對下降，但是，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將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預計，未來將有更多企業倒閉，房市、股市、車市將持續低迷

　　從政府高層到經濟學家都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相當困難、也相當關鍵的時期，如果處置不當，可能導致經濟的深度下滑

　　★ 本刊評員論／秋風

　　今年適逢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人們談論了許多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但實際上，過去三十年中，中國經濟發生了多個周期性波動，甚至波幅非常大。

　　通貨膨脹型繁榮

　　1977年到1981年為一個周期，1982年到1986年為一個周期，1987年到1990年為一個周期，1991年到2001年為一個周期。

　　與1978年之前不同的是，這些周期性波動沒有出現“大起大落”，GDP并沒有出現絕對下降，而是增長率下降。但是，經濟的周期性特征還是非常明顯的。

　　應當說，中國的經濟周期屬于典型的政治性經濟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也就是說，經濟周期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推動——執政黨和政府決心發展經濟，中央銀行于是增發貨幣，地方政府在政績指標激勵下，也會大規模增加投資，或者向民間開放某些產業。這兩者結合，促使經濟走向了繁榮。但不幸的是，這種繁榮的持續性不佳：貨幣過多增發會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一旦達到一定水平，政府和中央銀行為維持經濟穩定，就必須采取緊縮措施，而緊縮措施又會影響到大量企業和投資的資金鏈斷裂。結果經濟增長率下降，甚至出現經濟的衰退。

　　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又進入新一輪周期，過去幾年是周期的繁榮階段。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繁榮同樣是一次通貨膨脹型繁榮，一定程序上是由于中央銀行過多增發貨幣導致的。但是，以前的貨幣增發大多因為政治考慮而主動發行，這一次，中央銀行增發貨幣卻帶有較大的被動性——為了應對快速增加的外匯儲備，外匯占款似乎占了中央銀行增發貨幣的一大部分。

　　政府并沒有要求中央銀行多發貨幣，甚至自2003年以來，政府就一直試圖控制經濟過熱，但中央銀行仍然不得不多發貨幣。

　　也正是這一點表明，本輪經濟周期不只由傳統的政治性周期因素驅動，除此之外，背后還有更為復雜的結構性因素、制度性因素。

　　既有增長模式陷入困境

　　換言之，這一輪經濟下滑似乎表明，至少從9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增長模式遇到了嚴峻的挑戰。

　　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可以概括為，政府主導，投資驅動，畸形外向。

　　自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成為各地政府最重要的政治考量，各級政府官員傾向于尋求見效最快的高速增長戰略，與消費相比，投資成為自然的首選。

　　盡管民間已經積累了大量資產，但地方政府官員基于機會主義策略，仍然偏好外國投資，主要原因可能是吸引外國投資不需要進行根本的產權制度改革。

　　與向外資傾斜相比，各地政府的種種法律政策都沒有對民眾的收益進行有效保護，民眾的收入增長低于GDP增長率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率，因此導致消費不足，巨額投資所形成的生產力自然地轉向出口。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每年形成巨額外匯儲備，為管制資本流動又實行了嚴厲外匯管制，因而以新發本幣收購外匯，這些增發貨幣進一步推動了投資繁榮。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這一兩年人們看到的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其實，2002年以來的繁榮就包含著極大的通貨膨脹因素，煤炭、電力、鋼材等等產品的價格已經輪番漲過了，只是近一兩年，價格上漲波及食品等民生領域，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而價格輪番上漲本來就是通貨膨脹型價格上漲的激發特征。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工業企業經營開始遭遇困境，今年一些地方甚至出現關閉風潮；同時，以股市、房市下滑為標志，資產泡沫破滅的跡象也越來越明顯。

　　凡此種種現象表明，自年初開始，中國經濟已經從周期的繁榮階段進入周期的回調階段。

　　依據此前的經濟周期經驗，在這個階段應該不至于出現經濟的絕對下降，但是，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將是不可避免的�？梢灶A計，未來將有更多企業倒閉，房市、股市、車市將持續低迷。

　　政府該做什么

　　接下來的問題是，政府可以做什么？

　　首先政府可以考慮采取貨幣政策。事實上，近幾年來，面對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一直在提高商業銀行儲備金利率，偶爾也提高存貸款利率�，F在，通貨膨脹指標似乎仍然偏高。但毫無疑問，整體經濟運轉趨勢已經逆轉。中央銀行如果僅僅盯著價格指數，繼續堅持緊縮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理性的。

　　但是，中型甚至偏松的貨幣政策就能避免經濟回調所帶來的企業倒閉之類的負面影響嗎？也未可知。因為，對于企業來說，嚴重的問題不是資金短缺，而是沒有訂單。

　　在珠江三角洲、浙江等地，企業的資金本來也不完全依賴正規金融體系，而民間自發的金融體系中不乏資金。是這里的放貸者的預期發生了變化，因而收緊信貸。而這種預期不是中央銀行所能改變的，而與更廣泛的全球經濟、社會因素有關。

　　政府也可以考慮采取財政政策。當然，財政政策可以采取兩個完全不同的方案：一個方案是凱恩斯主義政策，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人為增加需求。摩根大通(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龔方雄在前不久的一份報告中披露，中國高層領導人正在考慮一個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包括減稅和穩定資本市場以及支持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政策。此報告引起軒然大波，但未必是絕對的異想天開。有消息透露，決策部門確實在考慮一個擴張性財政政策方案，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新增支出包括民生和投資等主要領域。

　　在近些年來政府財政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增加社保、教育等民生領域的開支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在現有經濟結構下，這些開支能否轉換為困難最為嚴重的普通中小企業的訂單，是未知數。

　　財政政策的另一個方案是供應學派主張的政策，即采取減稅政策。在上述摩根大通所提出的報告中，就涉及1500億的減稅計劃，包含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出口退稅、中小企業稅收優惠等幾個方面。這樣的政策確實可以直接惠及企業和民眾。如果考慮政府財政收入連續高速增長的事實，則減稅確實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這些宏觀經濟政策之外，政府還應當從社會角度考慮問題。

　　也就是說，政府必須面對那些已經或者即將失去工作的工人，幫助社會低收入群體。受衰退影響最嚴重的必然是那些收入本來就比較低的人群，而他們的收入下降的邊際成本又非常之高，一旦失業，往往就會生活沒有著落。因此，政府現在就需要對可能出現的企業倒閉潮作出有效回應，籌集更多資源，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向那些受到企業倒閉影響的民眾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更進一步，政府還需要面對經濟體系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

　　一個基本的社會共識是：90年代形成的經濟增長模式固然帶來了繁榮，但是，這種繁榮也蘊涵著很大風險，它內在地會制造通貨膨脹，也會推動收入差距急劇擴大。

　　從經濟、社會、政治等各個角度看，這樣的增長都是難以持續的。

　　事實上，幾年前，高層已經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但在繁榮期內，鮮有人具有變革的意愿。人們也許可以期待，在這一輪下滑周期內，政府將有足夠的動力進行變革，從而使未來一輪繁榮的宏觀經濟與制度基礎更為合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