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現階段經濟問題的積極回應，政府已將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從“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調整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調控任務的轉變對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緊縮政策通常可以同時實現“兩個防止”，而“一保一控”則意味著政策制定經常面臨“兩難沖突”。顯然，實現“保增長”和“控物價”兩個目標不能依賴單向的經濟政策，必須發揮多種政策工具的組合效力。

　　2008年以來，我國經受了國內自然災害和國際經濟放緩等因素的挑戰，在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基本面依然良好的績效。但是，在我國加速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背景下，影響經濟走向的因素不斷增多，經濟態勢的變化趨于頻繁，這就要求經濟政策按照“相機行事”原則進行適時調整。考察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新態勢及其成因，對于優化經濟政策以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基本特征

　　宏觀經濟形勢可從四個方面考察：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就此而言，與2007年度甚至2008年初相比，當前我國經濟在總體穩定的同時出現了新態勢，宏觀經濟表現出“穩中有變”的特征。具體地說：

　　首先，物價上漲壓力依然顯著。2008年5月以來，我國CPI指數出現了逐月回落的態勢，政府防止全面性通貨膨脹的努力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然而，CPI指數依然在高位運行，2008年上半年的CPI指數為7.9%，如果考慮到國際石油、糧食和鋼材等基礎性生產要素的價格高企趨勢，而國內流動性過剩依然顯著、外匯儲備劇增趨勢明顯，則人們對物價走高的預期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出現了強化趨勢。

　　其次，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放緩。2008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速度為10.4%，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的經濟增速依然是令人矚目的。但是持續的經濟增長以企業發展為基礎，在國際增速放緩、外貿環境惡化以及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的影響下，企業、特別是出口型企業的市場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企業的盈利能力整體下降并出現了局部大面積虧損，2008年上半年GDP增長速度也同比回落1.8%，這種經濟增速回落的信號意義顯然值得緊密關注。

　　第三，就業市場格局出現分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增長的就業引致效應也極其顯著。但近期就業形勢正在發生變化，低素質勞動者的就業劣勢更為突出。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外在壓力，在國家構建創新型國家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業也具有更多依靠智力資源獲取競爭優勢的內在動力，可以預期低技能勞動者就業難度將趨于增強。

　　最后，國際收支格局出現變動。當前，我國依然保持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但國際收支結構出現了新變化。從經常項目的角度看，我國企業的出口增長速度明顯降低，國際貿易順差顯著回落，2008年上半年我國貿易順差同比下降了11.8%。從資本項目的角度看，我國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最大流入國，但為了套利、套匯和獲取資產型商品的價格差，短期投機性的熱錢大量涌入國內，根據估算當前我國的熱錢規模約為5000-8000億美元，熱錢大量流入和集中撤退會對物價走高、金融動蕩形成潛在挑戰。

　　二、引發我國宏觀經濟變動的多重因素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了“穩中有變”的特征，特別是，在通脹壓力明顯的同時出現了增速放緩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量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趨勢，但總量增長并未伴隨著結構優化的持續推進，特別是經濟體總體上采用投資-出口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且增長主要是在制造業驅動下依靠工業化加速推進而實現的。這種增長方式在短期可以取得顯著績效，但其隱含的潛在風險值得深思。在外部因素誘發的基礎上，粗放型增長內生的風險會集中爆發，這可能是我國出現通脹壓力和增速回落并存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我國經濟形勢不是單因素引致的，它是源于特定經濟增長方式、并由多重因素交匯作用而產生的結果。

　　首先，在投資-出口主導和制造業驅動的增長背景下，產業的非平衡發展就是一個必然選擇。由此觀察，此次通脹壓力主要源于食品或農產品價格上漲，當前我國面臨著農產品價格上漲推動型的通脹壓力，而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基本原因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農業并沒有呈現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相適應的發展態勢。相反，在城鄉收入和社會福利差距明顯的背景下，農村中的壯勞力以“農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轉，而在產業要素生產率差距明顯的背景下，“留守”農村的生產者缺乏持續投資農業的足夠動力，且在生產資料購置領域和農產品銷售環節，以分散化經營為特征的農戶并不具有討價還價的優勢。結果是，農業發展難以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相適應，此次農產品價格上漲推動型的通脹壓力正是這種緊張關系的表征。

　　其次，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所拉動的，國內消費需求在整個增長中的貢獻度相對較小。2007年內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約為40%，低于美國70%的水平和印度60%的水平。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結果是風險應對能力降低，從緊的貨幣政策導致企業融資能力弱化，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壓縮了企業的盈利空間，次貸危機導致的美元貶值又導致出口受阻，投資和出口回落最終導致增速放緩。問題是，內需為何難以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根本原因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相對于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出現了回落趨勢，相對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消費下降速度更為顯著。

　　最后，投資-出口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此，政府已提出將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方式，強調通過小幅度、持續性的要素價格提升和匯率升值，以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結構調整。從方向上看，要素價格提升和匯率升值有利于企業向高附加值區域逼近，從策略上看，小幅度和持續性升值有利于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緩沖時間。但是，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且石油、糧食、鋼材等出現了突發性價格走高，基礎性商品價格走高導致我國“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大，而國際經濟和外部需求放緩加劇了我國企業轉型的動蕩，外部因素打斷了我國企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時間表”，這顯然會增大增速放緩長期化、就業形勢嚴峻化的可能性。

　　三、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選擇

　　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到結構性和周期性調整階段，而此階段又與全球經濟的調整同步進行，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相交織、國內因素與國外因素相重疊，結果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而經濟增長放緩的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國經濟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才能實現“保增長”和“控物價”兩個目標的同時實現？

　　作為對上述問題的積極回應，政府已將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從“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調整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調控任務的轉變對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緊縮政策通常可以同時實現“兩個防止”，而“一保一控”則意味著政策制定經常面臨“兩難沖突”。顯然，實現“保增長”和“控物價”兩個目標不能依賴單向的經濟政策，必須發揮多種政策工具的組合效力。

　　從貨幣政策角度看，在采用從緊政策以控制物價上漲的同時，應按照“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原則為農業和企業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貨幣當局應通過有限的信貸擴張推動農業發展，促使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同時實現，并降低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門檻，拓寬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央行已同意對全國性商業銀行在原有信貸規模基礎上調增5%，對地方性商業銀行在原有信貸規模基礎上調增10%，并定向投放于“三農”、中小企業以及抗震救災。顯然，貨幣當局的政策調整具有信號意義，政府正試圖通過貨幣政策的差別實施和局部調整，來實現“保增長”與“控物價”兩個目標。

　　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在實施穩健性財政政策的基礎上，可按照“分類指導、結構調整”原則提升政策的調控效力。從“保增長”的角度看，2008年上半年財政收入達到3.48萬億元，同比增長33%，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遠高于GDP增長速度。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而經濟增速開始放緩的背景下，應通過調高個稅起征點、降低或取消利息稅、促進以擴大抵扣范圍為主要內容的增值稅轉型、適度擴大出口退稅政策的適用行業等刺激內部需求、減輕企業壓力。從“控物價”的角度看，應建立更為嚴格和透明的財政支出管理體系，抑制公共支出過快增長而誘發物價持續走高，同時應繼續加大對農業的直接補貼，通過農產品增產緩解農產品主導型的通貨膨脹壓力，并加大對低收入地區和群體的財政轉移支付，以對沖物價上漲對這些地區和人群的財富再分配效應。

　　差別性的貨幣政策和多元化的財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長”和“控物價”兩個目標的同時實現，但這兩種政策均具有短期效應，也難以改變經濟形勢復雜化的內生機制。這意味著：應從深層次的體制因素入手推進發展方式轉變，促使經濟內生出持續穩定發展的長效機制。必須改變投資-出口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逐步形成建基于國內需求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必須改變單純依靠制造業驅動的工業化模式，逐步形成三次產業協調拉動的增長方式。為此，應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完善，縮小城鄉、地區和行業收入差距，改善住房、教育、醫療等重要民生物品的供給機制，為城鄉居民提供更為充分的社會保障體系，強化針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投資，縮減農業和非農產業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以此提高國內需求對經濟持續增長的貢獻度，提升勞動力素質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度，增強農業產業與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適應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以在實質化解通脹壓力顯著與經濟增速回落的并存格局，從而構成未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高帆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