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曾有市場機構發表一篇以“奧運會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為主題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對1956-2006年共12屆夏季奧運會主辦國有關情況進行分析后發現：舉辦當年主辦國GDP一般會增長(除1992年的西班牙、2000年的澳大利亞和2004年的希臘)，而隨后一年GDP增速則低于上年(除1972年的德國和1996年的美國)。報告由此斷言：面對奧運會過后主辦國經濟大多進入經濟增長放緩階段的魔咒，預計中國也將無法幸免。在考慮到中國本身較大的經濟規模、地區間多樣性等獨特因素后，報告指出，中國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比平均水平小得多，奧運會對未來中國經濟走勢僅起次要作用，并不起決定作用。

　　盡管如此，該報告所謂的一般性結論依然引發了人們對“后奧運效應”的擔憂。在眾多討論聲音中，最終觀點基本一致：奧運會后中國經濟不會陷入衰退。論據也是一致的：相對于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相當有限。

　　而筆者發現，所謂“經濟總量說”的解釋，實際上并不能保持邏輯的始終一致。如果按照奧運會主辦國經濟總量大小排序，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1964年東京奧運會和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后，美國、日本和德國經濟似乎都不應該出現較主辦年減速的情況，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這種觀點尤其無法解釋的是，1980年代后的美國已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但兩次舉辦奧運會后的經濟增長情況卻迥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后出現了減速，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后卻是加速的。此外，經濟總量相當的日本和德國，舉辦奧運會后的經濟增長情況也完全不同。“總量說”解釋的邏輯不一致由此凸顯出來了。筆者由此推斷，很可能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實，無論是從主辦國經濟總量大小，還是從其他角度觀察，此前各方談論“后奧運效應”的核心關注點均在奧運本身對經濟的影響上，而忽略了對全球整體經濟環境的關注。由此，將奧運會后的經濟增長變化完全歸因于奧運推動作用的消失，可以是一種謬誤。

　　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發展是不爭的事實，其對各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也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認同。筆者利用世界銀行提供的以不變價格測算的全球人均GDP經濟增長數據，來觀察奧運會舉辦當年與次年全球經濟增長情況后發現，以全球增長環境作為所謂奧運會舉辦當年與次年主辦國經濟增速變化的解釋變量，其一致性要遠比經濟總量完美得多：在過去11屆夏季奧運會中，兩屆奧運會次年經濟增長出現加速的國家，均恰逢次年全球經濟增速也較上年提高；反之，在另外9屆奧運會中，舉辦國次年經濟出現下滑，也恰恰對應著全球經濟的減速。由此可見，全球經濟形勢應該是形成所謂“后奧運效應”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以更為寬廣的宏觀視野，來仔細審視全球增長前景對我國可能產生的影響，并據此制訂相應的預案。(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