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財經委上月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有學者建議直接將起征點調到5000元/月。財政部長謝旭人日前撰文提出“調高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后，97%的網友認為個稅起征點應提高，60%左右的網友認為個稅起征點應提高到5000元以上。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人大代表則建議，個稅應以家庭申報繳納為主，個人申報為輔。

　　今年3月份，個稅起征點剛由1600元調到2000元。但今天朝野一致的呼聲，說明當時的調整并未到位；或者說，世易時移，當時的調整，很快又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了。的確，通脹一路走高，財政收入突飛猛進，但民眾收入提高的速度卻像蝸牛爬樹。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和民間已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個稅短期內的調整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當前的個稅機制，存在兩個互相沖突的矛盾：如果長期維持起征點不變，則隨著國民收入的普遍剛性提高，個稅的公平性矛盾會越來越突出，越來越背離其調節收入差別的初衷。1981年我國開始征收個稅，起征點是800元，是當時平均工資的13.3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05年，當年8月以后，個稅起征點才被提高到1600元，但那時，居民平均工資已在1600元上下，個稅幾乎成了“人頭稅”。

　　現行的個稅征管方式都是單位代扣代交，最容易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階層，而對那些高收入者很難有效監管。尤其是私營企業，要分清哪些是個人所得，哪些是企業收入本來就是一件難事，避稅極為容易。如此一來，工薪階層反成了個稅繳納的主體。

　　另一方面，頻繁調整個稅起征點，不僅法律的嚴肅性受到挑戰，而且每一次小小的調整，都勢必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學者和各界人士的呼吁，媒體和網友的關注，法律修改程序的啟動，等等，都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消耗。如果個稅起征點能夠隨著時代和人們收入的變化“自動調整”，那么，這些寶貴的社會關注力量和資源完全可以運用到更多、更重要的國計民生問題上。

　　建立剛性和彈性兼具的個稅法律機制，并不是一個多大的難題，關鍵是要緊緊守住“藏富于民”的底線和“調整收入差距”的初衷，而不是一味從增加財政收入著眼。

　　從歷史的縱向比較，1981年起征點為800元，大約為職工月平均工資60元的13.3倍；現在起征點為2000元，幾乎是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因此，若按1981年標準，起征點應為月收入25000元左右。若按現有的房價負擔來算，以北京為例，若想在北京五環內供一套90平方米住房，其20年月供至少也在7000元以上，加上撫養兒女、贍養父母、自己進修等費用，扣除三險一金，其年凈收入應在20萬元以上。這樣算，個稅起征點應在2萬元以上為宜。但這仍只是靜態標準而非能夠自動調整的動態標準。

　　全國各地生活成本和收入水平相差巨大，個稅起征卻執行同一個標準，對生活成本高的地區顯失公平。比如月收入1萬元在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也許是高收入，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也許剛剛供得起房貸月供。

　　綜上，個稅的法律應兼顧國民收入逐步提高和地區差別巨大的現實，只需規定一個當地職工月平均收入的倍數標準，比如8倍，10倍，或者15倍，并規定每年或每兩年調整一次。這樣就很好地實現了自動調整功能并且兼顧了地區公平。由于它是地方稅種，至于是家庭申報還是個人申報，則可由各地自行掌握。(作者童大煥，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