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壟斷法》8月1日開始實施了。在全社會都在津津樂道哪個壟斷企業或者是行業將成為“第一被告”的時候，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一下聲名大噪的“山寨機”。其實，它才是反壟斷的先鋒——不僅有精神，還有實在的技術。

　　這是一種很讓大公司頭痛的手機：它沒有法律上的侵權問題，它能把幾乎所有品牌手機的所有先進功能集于一體……最重要的是，它讓看起來尊貴無比的高檔手機幾乎便宜到“白菜價”，不再是“成功人士”的專屬。所以在“黑手機”的說法已經被法規移除之后，它被大公司、大廠家安上了一個很有點土匪氣的名字——“山寨機”。

　　可能很多人還不了解“山寨機”的前世今生。簡單一點說，就是臺灣有一個叫蔡明介的工程師，辦了一個叫聯發科的公司。這個公司做了一個系統，把手機主板、軟件集成到一起賣，只要加個外殼和電池，誰都能用他提供的系統生產出一臺手機。就像你去市場買一臺電腦兼容機一樣，CPU、內存、硬盤、顯卡都給你配好，你唯一要選的就是一個機箱，然后用螺絲把它們擰緊。而這套系統的功能是什么呢？攝像頭、MP4、儲存卡、觸摸屏、JAVA、藍牙，你想得出來的功能它都有。

　　“山寨機”在讓國產手機起死回生的同時，不出意外地遭遇到了大廠家御用輿論甚至是官方的抨擊。時評界的怪才瘦竹先生對此頗為不忿，遂在《南都周刊》刊文力挺“山寨精神”。征得其同意，揚子時評全文轉載，以饗讀者。

　　現代消費社會，物質的豐富似乎預示著生活的美好，如果只是單調的數量的增加，就會使得物對人的刺激越來越小，而科技的不停創新并應用，卻使得對未來的厭倦不會提前到來。

　　但是，技術并不是掌握在公眾手中，我們的生活是被大公司控制的，大公司決定我們使用什么顏色的胸衣，什么款式的手機，以及何種程度的科技。

　　據說，計算機處理器的制造商將永遠會把最好的技術鎖在保險柜里，拿出來改善人類生活的總是哪些次等的技術，為的是爭取最大的商業利潤。我們有理由懷疑，大型的手機制造商也總是不愿意馬上將最好的東西拿出來供大眾使用。

　　我們以為脫離了計劃經濟，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用錢購買想要的東西，孰不知，國家不搞計劃經濟，大公司還在搞計劃經濟，高質量產品的匱乏，是大公司統治年代不可變更的宿命。

　　我們以為抹去了種族和出生的差異，就可以實現人和人的平等，然而，市場上的產品正在用自身的價格將人們再次劃分等級，因為寡頭公司控制技術，控制生產，所以他們可以用低成本的東西賣出高價錢，并把出不起這些價錢的人劃為次等。

　　人們使用物品自由的喪失，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寡頭公司的霸權造成的。而我們正是把這個禁錮當成天然，把這種非個性的批量生產當成潮流選擇。

　　“山寨”從出生到成長，渾身上下是一股草莽的味道。他們的產品是對制服化世界的嘲笑，也是對大公司統治的反抗。他們不是高高在上的計劃者，也不是將技術藏著掖著的偽善者。

　　“山寨”的作風在于粗獷地好客，好酒好肉都奉上——雙卡雙待雙藍牙，大聲大屏大容量。要是客人不滿意，還有最具特色的小菜——有煙盒形、火箭形、汽車形、香吻形、鳥巢形，有人形、狗形、福娃形、有Hellokitty形、Spideman形、Carfield形……

　　寡頭公司的作風是小氣地精明，雖說都是為了多賺點錢，但就是為了這些錢，他們小心翼翼地應對市場，他們小心翼翼地批量生產，不敢冒險，不敢創新，不敢出格。學生的校服也是這樣生產的，但你會看到校服上總是被涂鴉。

　　在個性的年代里，大公司只會用黃金鉆石以及高價來體現顧客個性，而“山寨”用的卻是特色和思想。誰都明白，這個時代缺的不是錢，缺的是特色的創意和才華。

　　如果你在嘲笑“山寨”，你一定會同時嘲笑堂·吉訶德。可是，在沒有騎士的年代做騎士的事情，終歸是需要勇氣的。而時間也將會證明，我們需要騎士，甚至需要龍，尤其在我們對這個一統的世界表示厭惡的時候。

　　“山寨”的出現，使得囊中羞澀的人也可以共享相對高端的科技。上綱上線地說，“山寨主們”在客觀上造成對平等的促進，對壟斷的反對，對眾生的善舉。

　　但并不是說這些“山寨王”本質就是很好，不會變壞。一旦他們被招安，一旦登堂入室，或水土不服，死于非命，或不小心成了帝王將相，那時他們也將學會計劃管理，也將學會馴服民眾。

　　保衛“山寨”，是在保衛某種我們失落的精神，保衛這種精神，是在反抗現代社會固有的勢利。當然，保衛山寨，并不是要認可某種侵犯知識產權的高模仿行為，也不是要贊同企業偷稅漏稅的做法。我們反對招呼客人的時候，去順手牽羊大魚大肉，但是我們必須贊賞這種好客且富有創意的平等招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