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到哪里是一站？羅杰斯看高到美元兌換人民幣1：2，有專家看到1：5，有人呼吁改升值為貶值。匯率的近期回落是否意味著已接近預期目標了？不知道！因為誰也說不清匯率在哪個水平是合理的。

　　許多人相信人民幣匯率可以根據購買力平價算出“合理”的目標價位。這就要談談什么是購買力平價了。所謂“平價”，就是選出各國居民消費的“一籃子”商品，按照各國的市價進行比較。這就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籃子里”有哪些商品？二是這些商品的權重和取樣價格如何定？推論下去，“籃子里”的商品不同，取樣價格不同，商品權重不同，購買力的“平價”就必然不同。按照不同權威機構的計算，可以算出美元匯率是1：2，也可以算出1：5，于是購買力平價的論證就變成誰的算法更具權威性的爭論了。

　　自匯改開始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8.3升到了1：6.8，對歐元日元等其它貨幣卻是有升有貶，這也說明決定匯率的并不主要是購買力平價。若把美元視為國際貨幣來研究中美之間的貨幣關系，就必然碰到國際收支問題。中國是美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國之一，也是對美貿易順差最大的國家，所以中美之間的貨幣關系和它國相比有兩大特殊性：一是對美貿易順差最大，說明對美出口支持著中國的就業；二是中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最多，說明美國對中國輸出了通脹。在我看來，這兩點是中美需要“戰略對話”的經濟依據。

　　從國際收支和戰略對話的角度看中美之間的貨幣關系，就應該談談著名的“特里芬悖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生效之后，美元逐步替代黃金成為國際貨幣。著名的特里芬教授在他的《黃金與美元危機》(1960年)一書中提出：如果美元與黃金脫鉤成為國際貨幣，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實力，經濟實力的強大體現在國際收支上應該是動態平衡的；而當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導致他國樂于持有美元金融資產之時，美國的國際收支必然出現不斷擴大的逆差，逆差增大的結果將是美元疲軟貶值。這是一個悖論，強國才有強幣，強幣變為外儲則使強國出現逆差，而逆差必然使強幣變為弱幣。這說明美元的周期性疲軟貶值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國際收支的失衡。

　　從“特里芬悖論”看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我們就能夠跳出計算購買力平價的陷阱，把人民幣升值解讀為在中美之間尋找新的經濟平衡。由此推論，人民幣升值達到階段性目標有兩個條件：一是中美貿易逆差縮小到某個水平之下；二是美國經濟走出次貸危機并企穩回升。在這兩個條件不能同時滿足之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幾乎難以終止，因為這并不僅僅是中國的匯率政策，而是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在某個新的對價水平上恢復穩定。國際經濟中的貨幣關系并不是一方決定的，甚至不是由匯兌國雙方決定的，這是多方參與的博弈。博弈的結果有二：其一是選擇一種新的貨幣取代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其二是選擇一個新的美元對價恢復平衡。索羅斯先生最近講過，還沒有跡象表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能夠被任何其它貨幣取代，絕大多數人也都不認為我們能夠回到金本位時代。結論就是要在美元的持續貶值中逐步接近一個新的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的形成一定取決于美國經濟本身的穩定及其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

　　有學者呼吁人民幣停止升值，言外之意是我們能夠單方面決定人民幣的匯率，這只有在中國退回到計劃化的封閉經濟體系中才有可能。作為一個市場化的經濟大國，我們可以不主動承擔穩定國際市場的責任，也可以選擇嚴格的外匯管制來限制跨國資本流動，但卻無法單方決定兩個國家之間的匯率。具體到中國和美國，次貸危機暴露了中美之間形成的相互依存關系：美國的“兩高”(高消費和高負債)與中國的“兩高”(高生產和高出口)就像一輛車的兩個輪子，單看哪一邊都是“瘸子”，兩個“瘸子”攙扶在一起就走平了。次貸市場就像這輛車的車軸，使中美經濟的失衡演變為全球經濟的平衡器之一。現在這輛車拋錨了，需要有新的平衡器來替代，于是就發生了人民幣的快速升值和美元的強勢貶值。換句話說，原來的舊車換了一輛新車，也是兩個輪子，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會讓全球經濟再次恢復平衡。

　　2008年的全球經濟的確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中國經濟的增長領先全球是確定的，油價高企引發全球性通脹是確定的，中國的出口增速下降也是確定的。因此，在不確定性上升的全球經濟中，中國經濟的領導力在上升，相對實力在上升。人民幣升值趨勢的背后是中國相對經濟實力的上升，所以升值預期在全球經濟恢復穩定之前難以消失。(金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