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熱錢沖擊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管理面臨的巨大挑戰。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我們還缺乏甄別“熱錢”還是“冷錢”，“好錢”還是“壞錢”的有效手段，而目前一些關于熱錢規模的測算則如同盲人摸象，缺乏實際意義。

　　因此，對于目前所面臨的跨境資本流動沖擊，我們不能是簡單、消極地防御，而應按照為我所用的原則，因勢利導、疏堵并舉，把各種國際資本“用好、穩住、監控”。

　　最近一篇關于中國“熱錢”流入規模達到1.75萬億美元，超過同期外匯儲備規模的研究報告，使國內關于中國熱錢流入規模的討論達到白熱化。然而，糾纏熱錢是多還是少，真的那么重要嗎？

　　一、防止熱錢沖擊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管理面臨的巨大挑戰

　　隨著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各國宏觀經濟管理受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經濟體也概莫能外。現階段，在看好中國經濟發展遠景，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本外幣正向利差的情況下，中國市場確實對于境外資金具有較強吸引力。這種情況甚至與經常項目順差交織在一起，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較大順差形式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制約了宏觀調控，增加了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風險，影響了經濟結構調整；加重了對外債務負擔，累積了資本集中流出的風險，威脅了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因此，中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這個問題，200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防范短期資本流動沖擊，2008年初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

　　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資金都是逐利的，現實中難以甄別“熱錢”還是“冷錢”，“好錢”還是“壞錢”。流入我國的境外資金中，既有基于真實貿易和投資交易的避險需求，也有無真實貿易和投資背景的投機需求，還有國內從緊信貸政策下的融資需求。雙軌制是我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尤其在今年上半年名義經濟增長將近20%，而人民幣貸款投放僅增長14%、國內資本市場融資減緩的情況下，各種渠道的境外資金流入無疑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對實現經濟的持續較快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熱錢流入是否要一棍子都打死值得商榷。

　　二、關于熱錢規模的測算是盲人摸象且缺乏實際意義

　　如前所述，不論承不承認、愿不愿意，在經濟日益開放的情況下，我們都必須把跨境資本流動沖擊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給定的外部約束條件。主觀上，如果我們能夠把熱錢與冷錢、好錢與壞錢區分開來、精確測算，就有可能在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上采取趨利避害的差異化政策。但客觀上，這種工作可能是徒勞無功。

　　一方面，熱錢是順差形式的國際收支不平衡這個大問題中的小問題。通常只有在國際收支大量順差、外匯儲備增加、本幣面臨升值壓力時，人們才會關注國際熱錢流入的問題(在相反的情形下，各界關心的是資本外逃問題)。實際上，早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當年，隨著外匯儲備劇增304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達到516億美元，就有關于熱錢的大討論，當時對這個問題爭論的激烈程度不次于當前。然而，與其花費大量精力去甄別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熱錢”“冷錢”、“好錢”“壞錢”，還不如踏踏實實地解決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中國政府早就作出了影響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和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判斷，并明確提出必須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積極采取綜合措施，努力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另一方面，對于熱錢的測算技術上也存在較大困難。現在常用的以調整后的外匯儲備增加額減貿易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之和的熱錢測算方法，其處理方式顯然過于簡單。對熱錢的定義或者口徑不同，測算的結果可能大相徑庭。我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規模龐大，一兩個百分點的估值差異就可能失之毫厘、謬之千里。再者，從防范熱錢沖擊的角度考慮，當資本集中流出時，不僅會有外資還會有內資，因此，僅僅測算流入的外資中有多少是熱錢是不夠的，還應該測算內資中有多少可能變成對外匯的需求(“外匯儲備余額/廣義貨幣供應量”就是衡量外匯儲備充足性的一個重要指標)，而后者涉及制度安排、匯率水平等不確定因素，更加難以度量。

　　當然，學術研究沒有禁地，對于熱錢的研究可以是去追求近似的真理，但這需要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應該能夠解釋現實經濟活動，否則模型再漂亮，結果也缺乏參考價值。現在對于熱錢的測算也有這種傾向，只講求方法的精美，渾然不管結果是否可信。如果外貿順差的2/3以上都是熱錢，我國又何來經濟過熱之憂呢？如果熱錢規模都超過了外匯儲備，我國又何來外匯儲備太多之患呢？

　　三、采取積極措施防范跨境資本流動沖擊

　　對于跨境資本流動沖擊，不能是簡單、消極地防御，而應按照為我所用的原則，因勢利導、疏堵并舉，把各種國際資本“用好、穩住、監控”。

　　首先是大力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用好各種國際資本。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如果說到熱錢就談虎色變，那么美國人最沒法睡著覺了。我國處于經濟起飛時期，方方面面都需要資金。在國際經濟金融動蕩，不少發展中國家面臨形勢逆轉的環境下，國際資本持續流入我國是難得的機遇。與其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區分“熱錢”還是“冷錢”，“好錢”還是“壞錢”，不如下大力氣把國內金融體系做大做強，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的“轉化器”功能。與此同時，還要在實踐中學習培養借錢生錢的本領，有序拓寬資本流出渠道，改變對外資本輸出過于集中外匯儲備資產運用的局面。

　　其次是創造有利的市場環境，變短期套利資金為長期投資資本。對此，我們宏觀上宜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防止國民經濟出現大起大落。中觀上宜盡快建立健全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培育發展債券等金融市場，增強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防止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微觀上則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推動匯率、利率和要素價格形成的市場化，糾正價格扭曲導致的資源錯配，引導市場主體樹立正確的匯率風險意識，積極防范匯率雙邊波動的風險。

　　再次是加強和改進跨境資本流動監管，防范投機資本流動沖擊。按照對跨境資本流出入均衡管理的思路，加強商務、海關、稅收、外匯等部門的密切配合，改進對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個人等渠道資金流入監管，繼續嚴格控制短期外債增長，嚴厲打擊地下錢莊和違規進入股市樓市的行為，為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爭取時間和空間。完善國際收支統計監測預警機制，對國際資本流動沖擊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反饋，并針對可能出現的形勢逆轉，提前研究一攬子應急措施，不斷增強對擴大開放過程中防范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 (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