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范圍內來看，新興經濟體金融危機的發生，既有跨境資本流動尤其是投機資本的炒作因素，也有由于本國不恰當的經濟政策所致。因此，新興經濟體要防范危機首先必須找到自身的病因，摒棄急功近利的經濟趕超戰略，采用審慎、主動的宏觀經濟政策，提高監管水平，惟其如此，才能鏡鑒往昔教訓，跨越金融危機的“陷阱”。

　　新興經濟體要從嚴防范

　　透過11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目前越南等國幾近失控的經濟局勢，愈發證明這樣一個事實：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競爭環境中，如果沒有較強的金融免疫力與高水準的宏觀經濟政策，新興市場極易落入金融危機的“陷阱”。這也似乎印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的預言：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榮和進步之路。因此，往昔教訓必須鏡鑒，新興經濟體既要看到導致本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更要認清：轉移經濟風險，甚至通過投機資本在新興經濟體制造金融動蕩乃至觸發金融危機，已是某些發達國家在自身經濟日漸失衡的既有約束框架下，繼續保持經濟優勢的策略選擇。

　　因此，防范金融危機已成為新興經濟體宏觀政策的頭等任務。而要防范危機首先必須找到自身的病因。事實上，細觀新興經濟體歷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可以發現，危機最重的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普遍存在如下問題：趕超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助長了經濟泡沫，監管能力與金融自由化不匹配，金融改革的配套制度建設滯后，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脆弱性，缺乏完善的宏觀金融調控機制，等等。基于此，新興經濟體必須及早主動地進行政策調整，及時補救經濟政策的漏洞，盡力減少滋生金融危機的內在因素，跨越金融危機的“陷阱”。

　　摒棄急功近利趕超戰略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金融危機主要是內生的。就新興經濟體來說，急功近利的經濟趕超戰略客觀上為金融危機的發生提供了可能條件。

　　長期以來，以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于政府主導的投資以及制造業出口，政府保持著對生產活動和資源配置的積極乃至過多的干預，并對私人投資活動和銀行貸款進行隱含的擔保，致使關系貸款盛行。盡管這種趕超策略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工業化程度的顯著提高，但是，由于上述國家普遍缺乏一整套支持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所需的制度環境，潛在的弊端逐漸開始顯露：權錢交易、不良貸款現象甚為普遍。

　　政府的隱含擔保，導致企業乃至國家的負債率非常高。如若實行資本管制，較小的外債規模尚可控制；但是，一旦開放本國金融市場，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下，其脆弱的金融體系極易被攻破。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普遍存在高儲蓄率、高投資率的“雙高”問題，一旦經濟陷入低迷，會產生龐大的銀行壞賬；在傳導效應下，風險會被急劇放大，直至失控。特別危險的是，新興經濟體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在國際投行的誘使下，還普遍采取寬松的引資政策與過快的金融開放政策，投機資本大量涌入，導致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極易滋生金融泡沫。一旦熱錢回流，泡沫很快破滅。

　　采用審慎主動的宏觀政策

　　金融危機理論指出，新興市場金融體系的內在脆弱性，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其實，缺乏審慎、主動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才是這些國家屢屢跌入危機“陷阱”的真正原因。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經驗來看，新興經濟體應該采用反通脹的貨幣政策、有約束的財政政策以及良好的公共債務管理等宏觀經濟政策。而部分新興經濟國家恰恰在宏觀經濟政策的拿捏方面表現粗糙，一旦受到外來沖擊極易陷入被動。其實，只要在掌握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合理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完全可以應對危機沖擊的。例如，在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之前，必須建立健全的微觀金融競爭體制，著力培育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當宏觀經濟管理和金融體系較弱時，政府務必將資本項目自由化作為宏觀管理、匯率制度選擇以及金融部門恢復能力等一攬子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慮，并積累足夠的外匯儲備以緩沖外部沖擊。在匯率制度選擇方面，需要尊重“不可能三角”的約束，使匯率制度與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和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

　　提高市場監管水平

　　新加坡的發展經驗表明，新興經濟體如果有系統嚴格的監管措施，并處理好開放進程中政策之間、體制之間的協調問題，是完全可以在金融開放中越過危機“陷阱”的。令人擔憂的是，長期以來，新興經濟體普遍缺乏嚴格的監管措施與高水平的金融專才，在管理衍生工具市場方面往往無能為力，對金融機構與市場中介的運營控制普遍較弱。更難以對分散在全球市場上表現活躍的超級投行所從事的風險活動進行精確的評估。A股暴跌，說明低水準的監管已經難以適應資本市場的變化。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培養金融專才，切實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應用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