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社保基金個人服務中心自2003年開辦以來,每年春節前都會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來退保的農民工,曾經一天發號達到4000多人。2007年深圳共有493.97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退保的人數多達83萬人。(2月23日央視《經濟半小時》)

　　農民工退保是一種無奈選擇。表面上看,是因為養老保險屬于“地方糧票”,無法在全國“通存通兌”,而其背后的實質問題,則正如中國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員唐鈞所說,是“地方利益”在作怪。深圳市2007年退保87萬人,即使按最低工資800元計算,企業每年為每個職工繳納的養老保險也接近1000元,即使每個退保人平均只交了一年保險,也意味著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億多元貢獻給了地方社保。

　　深圳如此,全國其他地方亦如此。各地政府對于農民工退保,大開綠燈,積極性很高,而對于養老保險轉接,則有抵觸意識,設定了很高的門檻。實際上,我們沒法指責這種地方主義思維,地方政府部門確有難處,而且,養老保險轉續涉及地方政策的銜接問題,并非某一地政府就可以解決。

　　很顯然,問題出在養老保險“地方統籌”這一國家政策上,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種養老保險制度明顯不適應我國人口頻繁流動的社會現實。我國人口頻繁流動始于上世紀80年代,而令人費解的是,養老保險“地方統籌”政策的依據——《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是1999年制定發布的。這個時候,人口頻繁流動早已是不可阻擋的社會潮流,人們對此早已有了清醒的認識,而此時出臺的法規卻沒有充分考慮到這種現實,仍秉承著計劃時代的思維,致使建立在這部法規基礎上的養老保險“地方統籌”政策,從一開始實施就遭遇尷尬。這與其說是一種“立法缺陷”,不如說這是一種“觀賞性立法”——更注重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的 “觀賞性”,而忽視了這種“納入”是否能真正給農民工帶來好處。

　　與農民工參保極為類似的,我想到了農民工子女進城入學問題。看啊,我們尊重農民工,讓他們享受市民待遇,他們的子女也可以到城市中小學上學了,很多地方政府把農民工子女上學納入到了城市教育規劃之中(如同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可是,農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學是沒問題的,但要想在城里參加中考、高考就絕對不行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孩子最后無處參加高考。農民工是流動的,他們的子女也是流動的,可我們的相關政策卻與這種社會現實明顯不適應,而且這么多年過去了,仍處于“不適應”狀態。

　　人口頻繁流動是我國當下最大的社會現實之一,可我們有多少政策滯后于這一現實,不能適應這一現實?又有多少著眼于這一現實的政策只具“觀賞性”而不具“實用性”?幾億農民工是崛起中的社會利益群體,這也是我國當下最大的社會現實之一,他們的“利益”問題解決不好,社會矛盾就無從根本化解,就會影響社會和諧,最終影響其他群體的利益。對此,我們不可不察。(晏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