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緊的經濟政策下，個人消費信貸在政策、法律等方面的風險需要更積極地應對與解決。

　　自2008年元旦起，申請浮動利率住房按揭貸款的房貸客戶將執行調整后的新利率標準，個人信貸也因為還款額攀高而面臨更大的違約風險。與這部分已經明確的風險不同，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銀行業所發放的消費信貸，并沒有經歷過一次完整的經濟周期的檢驗，其潛在的風險更容易被低估。

　　我國的個人消費信貸余額一直保持穩步增長的狀態，尤其在2002年之前，消費信貸一直處于飛速發展階段，個人消費信貸以平均每年160%的速度增長。住房消費信貸在個人消費信貸總余額中的占比相當大，2004年起每年占個人消費信貸比重保持在80%以上。

　　但是，由于個人消費信貸總量巨大，涉及的住房、汽車等項目屬于宏觀經濟調控的敏感地帶，相關法律尚不健全，銀行與經銷商、消費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導致個人消費信貸面臨政策性、法律性、流動性和信用信息不對稱等風險。

　　外部環境應制度保障

　　當前，我國在消費信貸方面的立法還不是很完善，許多配套的法律法規的缺失使得大量債權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應將消費信貸列入國家整個法律體系特別是經濟、金融法律體系中，從總體上加以規范和完善，將消費信貸各方的行為納入法制范疇內，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費信貸業務的社會成本。

　　同時，針對當前個人信貸中擔保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需要對《擔保法》進行修改，明確規定取消抵押住房的贖回權和處置抵押物的法律實施程序，還應增加耐用消費品擔保貸款的相關內容，并制定詳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

　　為了適應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的需要，應加緊研究制定個人信用法律制度，保證各種信息資料能夠完整準確地收集和正當地使用，同時為了保護個人隱私，需要法律法規對哪些信息可以收集和提供做出詳細地規定。最后，推進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

　　在信用制度缺失的情況下，單純依靠消費者個人擁有的財產量和收入水平來吸收既定的信貸風險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引入新的風險吸收主體，以彌補消費者個人財產量和收入水平的不足，分攤消費者個人的風險吸收。資產的證券化，以及保險和擔保作為重要的社會化風險分攤機制，正好能夠滿足這一需要。保險和擔保的引入，改變了消費信貸風險單純在消費者與商業銀行之間分配的簡單格局，形成了商業銀行、消費者、保險公司、擔保公司之間的風險多極分攤機制，有利于商業銀行防范信貸風險，擴大信貸規模。另一方面，消費信貸越是發展，由信貸資產余額不斷增加而積累的信用風險就越大。國際上普遍的做法是，推行消費信貸資產證券化，通過資產證券化技術，發行資產抵押證券，在市場上出售，從而有效地將信用風險轉移給眾多的風險投資者，同時也化解了信貸資產流動性風險的難題，使得商業銀行的風險在總量上得到控制。

　　內部隱患以管理消除

　　我國商業銀行的結構具有條塊交錯的現狀，不同的條塊在信貸風險管理上就會形成不同的標準，在對標準的把握上也會出現不同的松緊尺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商業銀行在信貸管理上都實行前后臺分開的制度，如果前臺業務部門和后臺風險管理部門的人員沒有一致的信貸風險管理文化和理念，則部門之間的摩擦必然會對銀行信貸業務的健康和穩定發展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為了建立科學的銀行風險管理控制機制。商業銀行應建立集中經營、集中審批、集中監控的“三集中”的風險控制模型；縮短管理半徑，建立有效的激勵與責任約束機制，強化責任認定。

　　在建立了全社會個人征信系統和完備的信用檔案的基礎上，各銀行應根據自身業務特點和發展戰略制定具體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以此作為放貸的基本標準，使之從源頭上發揮防范信貸風險的作用。

　　當前我國商業銀行在辦理個人信貸業務中，對于借款人信用風險的測量和管理仍然較多地使用傳統的主觀判斷法。這種方法是指信貸員按照銀行的貸款準則，憑自己的工作經驗對借款者的資料進行分析，并據此做出貸與不貸的決定。而發達國家多廣泛采用引入了數量分析的信用評分模型，根據收集的個人信用信息建立數學模型，依據模型的輸出結果，給個人信用做出評價。這種信用評分模型使得個人信貸業務的審批過程更加客觀，商業銀行可以用統一的標準，一視同仁地來審核不同客戶的貸款申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為的不正當干預。其次，商業銀行采用信用評分模型后，可以對個人信貸業務進行集中化的統一處理，縮短審批時間，借款人也可以更加方便的申請和獲得貸款，這就有效地降低了商業銀行的運營成本。當然，評分系統的可靠性和科學性也就變得更為重要。(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