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廣州某企業決定明年起將員工基本工資降至原先工資標準的四成，引入計件工資、績效工資部分，并要求員工在原合同到期前接受此公司意向。該舉措引發了該公司一線員工的抗議。全國總工會已經介入對此事的調查。

　　盡管冠以工資改革的名義，在未經充分溝通，未經員工同意的情況下大幅度降低基本工資的做法仍可能涉嫌違反勞動法。筆者非常擔心這種做法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效仿，進而，導致職工權益受到傷害。把這一事件放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其實有一定的必然性。為什么？

　　首先，通脹壓力之下，企業的投資收益可能減少，一些企業可能轉而通過削減勞動者工資來降低成本。

　　今年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6.9%，1月-11月份累計同比上漲4.6%。通貨膨脹將導致企業成本上升，效益下降。企業要確保穩定的收益就必須想法降低成本。在西方國家，由于工會等勞工組織非常強大，資方輕易不敢打降低工資牌。不僅不敢降工資，在通貨膨脹壓力下，相關法律還可能強制性要求提高勞動者工資。但在我國不少地方，還沒有能夠與資方對等談判的組織，企業很容易在勞動者工資方面“做手腳”，借助工資改革的名義降低工人工資很容易成為他們的首選。

　　以前面提到的那家企業為例，由于勞動者不足以形成與資方對等的談判能力，資方單方面拿出的薪酬改革方案自然是利于資方的。勞動者想要得到原來的基本工資，可能要付出更多勞動，也就是說，雖然勞動者的工資從表面上來看并沒有降低，但實際上降低了，只不過降低的形式更隱蔽些而已。

　　應該認識到，目前，企業成本上升的趨勢還在持續。12月24日《關于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資源性產品價格的上漲已經難以避免，一旦傳導到下游，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加大。這意味著，企業轉嫁成本的沖動將變得更為強烈。

　　其次，出口難度加大的壓力，使得相關企業有通過降低勞動者工資規避風險的沖動。

　　由于內需不暢，我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存在著過剩問題，嚴重依靠國外消費市場對我國相關產品的消化。而今年以來，由于受到次級債危機影響，美國國內消費動能下降，同時，由于次級債危機向歐盟等地區的蔓延，我國產品主要出口地的消費需求都有可能呈現下降趨勢，貿易摩擦的加大不可避免。中國商務部的統計表明，今年前11個月，中國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兩反兩保”貿易摩擦62起，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同時，中國已連續5年成為遭受337起調查最多的國家。

　　貿易摩擦加大使得相關企業面臨產品過剩壓力，一些企業推行與績效掛鉤的制度，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讓勞動者與企業一起承擔產品過剩風險。

　　第三，融資成本上升也使得企業有通過壓低勞動者工資保持現金流暢通的沖動。

　　今年1月到11月，央行連續6次加息，10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目前，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已經提高到7.47%。一方面，企業的融資成本在大幅上升，利潤空間在被壓縮。另一方面，由于信貸收緊，企業的融資難度也在加大。在雙重壓力之下，一些企業的現金流就可能面臨巨大壓力，它們也有可能通過降低勞動者工資來規避風險。

　　在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在面臨通脹壓力時，不僅企業要依據法律規定適當提高勞動者工資，政府也會通過各種措施來降低通脹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比如，德國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稅率的辦法來確保居民的收入不縮水。在美國，不僅有稅收的減免，還有完善的退稅制度，收入低的家庭經常因此受益。

　　勞資關系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在通脹壓力之下，對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降低勞動者工資的做法要特別警惕，一旦這種做法蔓延，后果不堪設想。有關部門應該及時研究對策，拿出可行性方案，確保勞動者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作者褚洪波 系中國管理科學經濟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