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方面的問題主要是GDP過分依靠投資增長；外貿的順差造成外匯儲備過高；就業壓力巨大；貧富差距在擴大。同時物價上升，房地產價格猛漲，股市有明顯的泡沫。這一系列問題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價格信號的扭曲有關，和國家的某些政策規定有關。

　　我國的銀行利息率屬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儲戶得到的是負利率。貸款的真實利息率只有兩三個百分點。由于資金的成本低，投資者往往選擇資金密集的項目。這些項目吸收的勞動較少，對就業的幫助不大。一個大型水電站投資幾十個億，就業只有千把人。一條地鐵線，每公里投資上億元，就業只不過一兩百人。一架飛機價值上億，解決的就業也超不過一千人。這些項目每一個就業崗位需要的資金超過一百萬元。其他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等項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資金很低，幾千元就能創造一個崗位的服務業卻得不到發展。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例從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長不到半個百分點。而此期間的GDP增長了78%。

　　從國際比較看，就業增長率應該與GDP的增長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年-2006年的平均GDP的年增長率等于就業的增長率，都是3%。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內的GDP增長率為10%，而就業的年增長率僅為1%。就業在中國應該說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目標，因為就業能夠緩解貧富差距，能夠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而這些都是當前中國社會應著力解決的問題。當然，這一投資趨勢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還與某些官員們追求政績有關。

　　真實利息率的降低傷害了居民的財產性收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居民的財產性收益為GDP的6%以上，現在下降到不足2%。結果是居民不再到銀行儲蓄，而將錢投到股市和房市，其結果是銀行存款大幅度減少。這種現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005年為止從未出現過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銀行存款的增加超過當年GDP的增加，有幾年超過達一倍以上。現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減少。這種情況非常值得注意，它可能蘊含著危險。因為過低的利息率在許多時候對宏觀經濟有著巨大的破壞力。

　　從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費的比例持續降低，現在已經降低到GDP的41%，在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韓十一國中，中國是最低的(美國最高為70%)。與此同時，GDP中用于政府開支的比例卻節節攀升，從1994年以來這個比例已經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務提升的速度卻沒有這么快，這表明政府的開支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居民的消費，而且稅收增加的趨勢并沒有削減的樣子。近幾年來，企業的盈利也在猛然增加，這是由于壟斷性的國企利潤增加，同時虧損的國企絕大多數已經賣掉。國企利潤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并沒有上交給財政部，而是變成了國企自己所有。最近這些壟斷性國企上市，以壟斷性利潤吸引股民，從股市籌錢，造成了進一步的扭曲。

　　匯率也是一種價格。人民幣的匯率定得過低，已經是自1997年以來的老問題。那時候一年的外貿盈余已經躍升到400多億美元。到2005年又躍升到1000多億美元，去年進一步躍升到1700億美元。如果從1997年就開始慢慢地讓人民幣升值，也許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困境。維持低值的人民幣，不得不拋出大量人民幣用于購買美元，成為通貨膨脹的隱患。匯率的扭曲還引起許多貿易爭端，傷害了我們的貿易伙伴。我曾經說過，不存在可以損人利己的匯率(無論對中國或美國都一樣)，只存在利人利己的匯率和損人損己的匯率。現在我們的匯率采取逐步調整的辦法，雖然避免了對本國經濟的沖擊(或者只不過推遲了沖擊的來到)，但是招引了更多的國際投機者把游資調進中國，使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價攀升都與此有關。

　　今年我們正確地決定要節能減排，可是出于種種考慮又不把能源價格提高到位，也沒有嚴格執行排污收費，更談不上提高企業的排污收費標準。資源和環境的價格低是粗放型國民經濟的特點。不想改變價格，只是用行政力量來節能減排，造成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對抗。管理層和百姓都應該接受價格配置資源的道理。價格不動資源配置也不會動。價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確才好。因為，只有正確的價格才有利于創造更多的財富。

　　國民經濟的管理需要強有力的政策引導，面對我國宏觀經濟已經出現的一些失衡，我們必須慎重而果斷地仔細應對。(本文中的部分數據和觀點取自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所發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Act”. 該文發表于國際貨幣基金的刊物《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7年九月號。)

　　作者認為：價格信號引導著經濟的運行。價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觀經濟的扭曲，招來一系列難于對付的失衡，如果通過宏觀調控不能及時而果斷地糾正，最終難免會造成大的經濟震蕩。反過來講，只要糾正價格的扭曲，理順經濟關系，當前的大部分問題都應該不難解決。(茅于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