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 袁堂軍

　　如何控制物價上漲趨勢而使中國經濟不至于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的境地？這是中國目前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最受挑戰的問題之一。

　　它可能會引發一些更為棘手的問題。比如，銀行體系的負利率問題，貧富收入差距問題的惡化等。而負利率問題在今天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中國就會刺激消費者去更多地投資有限的金融資產，從而很容易造成這類金融市場的泡沫及其膨脹。于是，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就更會吸引一大批熱錢來套取不完全的中國市場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同樣，物價上漲對貧困階層的影響也十分明顯，因為他們沒有過多閑置的儲蓄，無法通過金融投資來規避通脹風險，而只能降低自己的消費質量來忍受物價上漲的沖擊。這種局面長期下去就會影響到社會和諧。因此，加息等貨幣政策手段的及時導入對緩解上述這些矛盾功不可沒。

　　當然，這些政策的效果往往都滯后，無法做到事前能夠消除物價上漲的根源，把物價上漲給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扼殺在搖籃里”。貨幣政策為什么沒有取得眾人所期盼的治本效果呢？

　　首先，目前物價上漲的趨勢并不是由于市場商品短缺造成的。中國企業的生產能力和生產績效充分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應付市場需求變化的競爭能力。相反，中國消費者儲蓄的增加、金融投資意愿的旺盛并沒有轉化成對商品消費的熱情。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是內需起到一個主要的拉動作用。因此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不是沖著短缺經濟所造成的通脹問題而實施的。

　　其次，目前物價上漲中雖然有成本推動的因素存在，但是，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個別高能耗企業的退出，我們并沒有看到生產資料的國際價格有很大回落，尤其是中國企業肩負著創造就業、解決地區差距的社會責任，轉型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并不可能一下子壓縮很多。所以，當我們的企業還處在國際市場上價格承受者的地位時，靠貨幣政策(如加息)提高投資的成本，減少資源需求以規避資源型價格的膨脹并不太現實。

　　第三，貨幣流動性的過剩是近來推動價格持續上漲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至少對通脹預期的形成和強化都會有明顯的作用，而它可能會進一步誘發消費、資源消耗性行業投資和金融投資的沖動。

　　但是，目前貨幣政策的效果無法扭轉流動性過剩的局面，這是因為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外匯占款。而外匯占款和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出口導向、外資依存)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只要中國加快結構調整，充實內需增長的經濟基礎，那么，加快匯率改革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會比目前的利率和信貸控制的效果更為直接、更為有效。

　　第四，不良的市場競爭環境也有可能會扭曲企業的定價方式，從而推高整體的物價水平。目前，中國企業的股份制化和民營化已經加速了中國企業的公平競爭投資環境的改良。而且，對壟斷定價的法律約束和市場監管都有很大進展。雖然，在某些部門和領域還依然存在壟斷的現象，但是，這需要產業政策、市場監管體系和對外開放政策來加以控制，貨幣政策，理論上講，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更何況目前的公平競爭狀況正在好轉。

　　最后，通脹預期是價格持續上漲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當然，預期的形成機制較為復雜，可能和上述提到的諸多現象，比如，目前流動性過剩的現狀，物價上漲的勢頭，金融市場的火爆程度，實業投資收益率的下滑，甚至他人的相關言論等都會有直接的關系。通脹預期一旦形成，就會促使大眾提前消費或增加金融投資的比例，實際上這類行為又會促使物價上漲的進一步加劇。但是，緊縮性貨幣政策，尤其是加息對目前中國通脹預期的形成并沒有顯現出很好的抑制作用，相反，正如中國股市所顯現出來的“看似違背情理，實際反映了通脹預期上升”的現象——即加息反而帶來更強烈的投資沖動，從而造成股市進一步的上漲。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通脹預期的形成機制和流動性過剩的形成機制一樣，都是由于中國實體經濟的結構失衡所造成的。中國應該加快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尤其是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比如產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建立起市場參與者之間利益兼容的激勵機制來改變目前外匯占款過多、名義利率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卻呈現出居民實際收入低下、資本需求低迷所造成的實際利率偏低的格局。要從虛擬經濟繁榮和實體經濟發展偏離的結構失衡這一源頭上，徹底解決通脹預期向上攀升的壓力，從而保證中國經濟在物價穩定的基礎上延續經濟增長的奇跡。

　　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的貨幣政策是為結構調整贏得時間并創造較為良好的宏觀環境。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成本可能會因為通脹預期的膨脹而變得越來越大，效果也可能會越來越低。具體而言，目前的宏觀調控更應該多用數量控制或疏導以及窗口指導來進行通脹預期的“軟著陸”；要防止名義利率不斷上升使其偏離實際利率(資本的成本)過快而造成通脹預期進一步惡化，也要防止信用收縮數量調整過猛，而造成像日本泡沫經濟當初崩潰那樣的“硬著陸”。

　　(作者分別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