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重慶市在改革國有投融資體制、構建國有資本營運平臺等國資改革方面，動作頻頻，成效顯著。最近，重慶市政府要求在2008年以前實現10家大型國企集團整體上市，并力爭在“十一五”期間，創造條件再推動10多家國企集團逐步整體上市。重慶市還提出，要以國企集團整體上市為突破口，創新國資監管模式。為此，本報記者特地采訪了重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兼重慶市國資委黨委書記黃奇帆。

　　國企集團整體上市：

　　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抓手

　　記者：作為重慶國資改革的主要設計者之一，您能否談談重慶為什么把國企的重組改革作為發展重慶經濟的重頭戲來抓？

　　黃奇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重慶成為了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聚集著一大批大中型國有企業，它們成為了重慶經濟的命脈。因此，我們改造和壯大國有企業，首先就是在充分認識和尊重這一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做出的實事求是的必然選擇。這既是國有資產管理者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也是實現重慶經濟騰飛的必由之路。

　　經過近4年來的不懈努力，國資改革成效顯著。去年重慶市國有企業入庫稅金和基金收入上交總額已達294億元，大約占全市財政收入的57%；國有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占全市工業利潤的近60%。今年上半年，重慶市市屬國企資產總額達到5300億元，是2003年初1700億元的3倍多，總量在全國31個省的排名從2003年的第19位上升到第7位，預計今年利潤總額將進一步大幅增長。國企在社會經濟的中流砥柱作用日益凸現。

　　記者：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您的主導思想是什么？

　　黃奇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進程漫長而曲折，大致經歷了計劃經濟-承包責任制-轉機放權-股份制等四個階段。我認為，國企改革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擺脫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債多、人多、社會負擔重等歷史包袱，順利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的軌道。在攻克這些難點上，我們始終堅持市場化的原則，即充分認識和把握市場規律，嚴格遵守和維護市場法則，積極利用和發揮市場功能。通過市場化手段改造國企，使之既保持國有本色，也富有市場特色。

　　記者：為何選擇上市來推動國企的市場化改造？

　　黃奇帆：推動國企集團整體上市是當前我們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抓手。目前，絕大多數國企已經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這種改造更多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沒有實現運行機制和監管機制的深度轉換。要實現國企的市場化運作，突破國資的封閉式監管，就必須邁出上市這關鍵的一步：一是能促使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包括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機制；二是能促進按照市場法則進行資源優化配置，使得優質資源向優質國企集中；三是能通過市場化融資，幫助國企解決發展中的資金瓶頸問題。因此，抓住整體上市這個綱，國企深度的機制轉換、企業發展、市場監管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記者：我注意到您的提法是國企集團整體上市，而不是國企上市。這一提法有什么特別含義嗎？

　　黃奇帆：準確地講，國企上市這個概念應該既包括子公司上市，又包括國企集團整體上市。但由于在過去，最流行的國企上市模式是子公司上市，以至于國企上市這個概念本身大都指的是子公司上市。我之所以特別強調國企集團整體上市，是因為子公司上市和集團整體上市的差別，在現實中的意義十分重大。子公司上市通常是將不良債務、富余人員等歷史包袱剝離給國企集團，這種做法對證券市場微觀基礎改造確有積極作用，但此時的國企集團卻往往不堪重負、難以為繼，形成了國企上市最典型的“小船逃生、大船擱淺”現象。實際上，小船也不能輕易逃生，許多集團無法生存時，就通過關聯交易等各種方式掏空上市公司，最后小船大船一起沉沒，這樣的歷史教訓已非常深刻。因此，只有整體上市，才能避免過去大量存在的不正當關聯交易，促進國企的整體搞活和長遠發展，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和資本市場的良好秩序。

　　記者：按照您的思路，是不是重慶國資委所屬的所有國企集團都要走上市道路呢？

　　黃奇帆：當然不是。不同的國企集團在社會經濟中所承擔的責任是有區別的，負有政府調控和資源配置職能的國企集團不宜上市。例如重慶的渝富公司，它是重慶市政府的投融資平臺，發揮著特殊的資源整合功能；又如地產集團，政府賦予了它重要的土地調控功能。這類企業實際上是政府職能的延伸，肩負著優化地區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使命。除了具備類似職能的國企集團之外，其它國企集團的整體上市我們都要鼓勵和大力推進。2008年以前，我們將實現10家大型國企集團整體上市。“十一五”期間，還要創造條件再推動10多家國企集團逐步整體上市。

　　國企集團整體上市：

　　突破國資封閉式監管的有效途徑

　　記者：隨著國企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看到國企的監管難度也在逐漸加大。您認為當前的監管主要存在著哪些問題？

　　黃奇帆：一直以來，國資監管存在兩大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政企不分導致監管過度和越位，把不該管的管起來了，這種情況在計劃經濟時期常常出現；另一方面，由于國有股權虛置、委托人缺位，使得應該管的沒管到，導致產生代理人道德風險，這在市場化進程中比較突出。

　　因此，監管的最大難題是要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作為監管者，在國際化和市場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我們必須思考建立何種運行機制，才能保證國有股權的保值增值；建立何種決策機制，才能實現國有資本的有進有退；建立何種治理機制，才能確保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發揮作用；建立何種激勵機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代理人的積極性；建立何種懲戒機制，才能有效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建立何種預決算機制，才能保證企業效益最大化；建立何種職工監督機制，才能切實維護職工利益，調動職工積極性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只是就國企論國企，在一個封閉的管理模式內思考，就會在歷史的老路上兜圈子。因此，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有更開拓的精神和更開放的視野。

　　記者：您說的“更開放的視野”具體指的是什么？

　　黃奇帆：所謂更開放的視野，就是要用更前瞻、更全面、更國際化的眼光來審視現有的國企監管模式。所以在具體做法上，我主張通過上市來突破目前比較封閉的監管體制。

　　國企集團成為上市公司后，從原來單一的監管環境進入到“六位一體”的市場監管環境，就需要遵守更廣泛、更公平的“游戲規則”。“六位一體”是指在國資委監管基礎上，引入以證監會為主的監管機構的監管；引入交易所、協會等自律機構的約束；引入保薦機構、會師所、律師所等中介機構的督導；引入機構投資者、中小投資者用腳投票的倒逼機制；以及引入媒體的輿論監督。如此一來，國企集團便會處于一個非常透明的內外監管環境，犯錯而不被揪住的概率會大大下降，因為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剛才列舉的問題都可以切實得到解決。例如，國資委不再考慮應該分紅多少，股東大會會公平決定；又如董事會、監事會的設立和運行，將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進行。

　　記者：國企集團整體上市后，監管體制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是否對傳統的國資監管理念有所沖擊？

　　黃奇帆：當然。理論總是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豐富，這是唯物辯證法最基本的邏輯。國資實現“六位一體”的市場監管，我認為至少有一點可以豐富傳統國資監管理論，這就是國資監管本身實現了社會化分工與協作。工業革命的歷史已經證明，社會化分工的程度決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進程，現代經濟就是高度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說，僅僅靠單一的國資監管包打天下既不現實也不科學，充分調動和發揮各種監管主體的積極性為國資管理服務，才是現代化國資監管的科學選擇和必由之路。

　　記者：如何保障“六位一體”的監管體制得以順利實施？

　　黃奇帆：制度保障才是根本保障。前面我已經說過，如果只是子公司上市，總是容易和集團發生不正當關聯交易，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弊端。能夠整體上市的國企集團，自身問題已經得到解決，與子公司的不正當關聯交易也隨之消除。如此一來，“六位一體”的監管體系才能構建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才會有制度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國企集團整體上市對國資監管創新有著重要意義。

　　記者：新的監管體系下國資監管機構的職能將發生怎樣的轉變？

　　黃奇帆：國資監管職能將發生四大轉變：一是強化宏觀經濟的調控職能，通過國企的資源優化配置，形成對宏觀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形成國企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示范效應；二是強化公共產品服務職能。在國企利潤分紅中，除一部分資金用于國企的擴大再生產外，可以將其余資金作為公共預算投入公共產品，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國企應有的貢獻；三是強化股權管理職能。對國企進行市值管理，以市值作為國企經營者的考核指標，同時進行流動性管理，確保國資的變現能力；四是強化人才培養職能，以專業化手段為國企培養一大批職業經理人。

　　國企改造的成效

　　決定整體上市的成敗

　　記者：雖然您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論證了整體上市的優越性，但現實中的國企集團問題很多，包袱也很重，距離上市公司標準的差距也比較大。它們是否會給新興的證券市場帶來負面效應？

　　黃奇帆：這個問題很尖銳，也很深刻。國企集團的“壇壇罐罐”多，需要清理的垃圾也多，要整體上市確實面臨很多困難。如果只是搞虛假包裝、玩數字游戲，一定會危及證券市場，也會損害股東利益，并最終損害國企自身利益。因此，政府推動國企集團整體上市最根本的原則是，必須認真負責地對國企集團實施市場化改造，絕不把沒有改造好的企業推給市場。

　　記者：那么，具體采取什么方法來改造國企集團？

　　黃奇帆：最近幾年，我們運用市場和行政的手段，對國企集團實施了三大重組：債務重組、組織結構重組以及資產重組。債務重組方面，通過與銀行協商，采取轉移債務和打折等方法，既把企業從債務的泥潭中解救出來，又大幅降低了銀行的不良資產率。例如2004年我們把工商銀行歷史形成的157億不良債務打包打折，用27億化解，把涉及到的各個企業的負債率都降了下來。組織結構重組方面，我們將原有的47戶企業集團整合為29戶，減少了近20戶，同時縮短企業集團組織鏈條，把1000多個子公司、孫公司減少到不足400個。資產重組方面，我們有針對性地剝離不良資產，合理注入優質資產，重新締造出一批面貌一新的企業集團，實現了資源、資產、資金、資本向優勢企業集團集中。在這套重組組合拳中，我們既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外科整合手術，又和風細雨地進行了機制調理。這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需要膽大心細。我還要特別強調一點，在重組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三不主義”，即不能損害職工利益，不能損害債權人利益，不能損害股東的利益，形成了和諧的重組結果。

　　記者：非常感謝您為我們講述精彩的重組心得。在重慶您是何時開始實踐這些想法的？

　　黃奇帆：早在2003年-2004年，中國資本市場較為低迷的時期，我們就開始推動以上市為目的的國企重組工作。雖然當時滬市只有1000多點，但我們經過分析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和全球經濟的復蘇，中國資本市場一定會有長足發展。從那時就開始這項系統工程。經過4年左右的努力，我們現在已經大體完成了國企集團的市場化改造，讓這些企業集團的資產負債率降到了50%左右，資本回報率達到了10%左右，企業分布實現了基礎設施投資類、金融業務類、工商企業類4：3：3的比例。一大批國企集團已經初步具備整體上市條件，而最近將推出的這10家已經具備條件。現在站在滬指5000點回頭看，這項改革確實是抓住了寶貴的歷史機遇，為我們國企集團的深度改造和監管體制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記者：邱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