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糧、油、蛋、菜、肉等價格飛漲，讓深圳那些工資本來就很低的打工者，感到雪上加霜，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發出題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的求助信是很自然的。深圳勞動保障部門負責人就此所做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不一定就代表上調，保持不變或者下調也是調整”的表態(《南方都市報》8月7日)，無疑向他們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使他們的心變得冰涼。

　　俗話說，聽話聽聲，鑼鼓聽音。聽這位負責人輕描淡寫的語氣，最低工資的上調，似乎完全是政府對打工者的一種單方面的恩賜——但事情真的就是這樣的嗎？

　　暫且不說打工者作為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他們要求提高工資，只是為了獲得一個合理的勞動報酬，因此根本不存在誰有資格恩賜他們這樣一個問題，單從深圳自身發展的需要看，提高工資也是必然。直截了當地說，漲工資與其說是打工者生存的需要，毋寧說是深圳自己持續繁榮的需要。打工者的工資如果長期過低，他們會換一座城市工作，而勞動力的缺乏，必然會影響深圳的經濟發展。

　　我這樣說并不是故作危言，而是有經濟發展的基本常識和經濟學原理做依據：

　　首先，如果打工者的工資長期處于低水平，深圳對年輕人口的吸引力將大大下降。過去20多年，深圳之所以能夠長期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高工資所誘發的各類人才“孔雀東南飛”效應，得益于“全國人口最年輕的城市”所具有的充沛活力。因此，一旦年輕人口流入深圳的速度放緩，深圳定將會像患了貧血癥的病人那樣羸弱無力，風采不再；

　　其次，如果打工者的工資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將使深圳的產業升級更加困難，使深圳有可能被牢牢“鎖定”在產業鏈的低端，只能生產一些低附加值的產品。這是因為，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既然勞動力如此廉價，那么投資那些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的產業，其成本就會顯得相對過高而缺乏吸引力；

　　最后，打工者的工資長期處于低水平的最大危害，還在于使深圳的經濟發展頓失動力，從起飛變成墜落。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沒有需求的拉動，經濟就必然陷入蕭條。這其中的邏輯是：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工資不變，市民的總需求將會直線下降；需求下降導致市場萎縮，商品滯銷，利潤下降；廠商為了降低成本便只好降低工資、解雇員工，結果誘發更大程度的需求下降，整個經濟由此陷入了“螺旋下降”的惡性循環之中。

　　當然，深圳也有很多高收入的富人，但富人的消費已經飽和了，而且他們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中、低檔產品的消費需求是很有限的，因此無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在我看來，深圳勞動社會保障部門負責人的這番談話，顯然沒有意識到，無論對深圳，無論對中國，靠所謂“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能不能及時實現產業升級，才是能不能抓住戰略機遇期，能不能實現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