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又把人民幣升值問題推到了世界經濟的風口浪尖。對未來一個時期人民幣是不是會繼續大幅度升值的問題，我的第一個觀點是應該區分有升值壓力與要不要升值這兩個不同的問題。人民幣有潛在的升值壓力并不意味著它一定要選擇大幅度升值。人民幣升不升值要考慮它的成本或代價。我的第二個觀點是人民幣升不升值不僅要考慮金融面，更要考慮中國工業化進程和長期的經濟增長，以及中國經濟成長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

　　中國大陸的資源稟賦特征(人口多、資源稀缺)和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中國特別是廣大的沿海地區必須走基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加工貿易道路。這是市場和企業自發的選擇而不是某種政府力量的事先規定。中國在全球分工中選擇這種加工貿易模式，使中國目前的外資依賴度和貿易依存度都處于全球極高的開放水平。它對世界經濟增長最起碼產生了三個不可低估的效應：其一，全球經濟成長中的中國因素越來越重要，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的興奮點；其二，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雖然目前中國GDP只占世界GDP的5%左右，但是考慮到間接的關聯效應，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般估計為15%-18%其三，中國經濟成長的成果為全球各國分享。

　　這種增長的正外部性表現為以下幾方面：第一，廉價的世界工廠所生產的出口品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創造大量的消費者剩余；第二，中國經濟增長所需要進口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拉動了所有生產這些投入品國家的經濟成長；第三，大量吸收外資帶動了發達國家和地區資本品的輸出。這些經濟體的資本品產業高速擴張的同時，又獲得了巨額的資本收益；第四，中國占比重較小但是絕對數額很大的先富起來的群體，是某些發達國家奢侈消費品的主要需求者之一。他們拉動了這些國家奢侈品的生產和增長；第五，以官方外匯為主的對外投資促進了國際資本的循環，活躍了世界經濟的運行。

　　因此，在中國經濟正成為世界經濟成長動力源泉之一的前提下，如果在美國等的壓力下放任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表現在如果國內以低級“國際代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不能迅速實現升級，或者企業難以用強烈的產業升級措施相回應，勢必會導致經濟增長步入長期的衰退。中國要為此付出代價，全世界也要為此埋單。

　　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并非美國貿易赤字的成因。中美貿易順差中有85%左右來自在華經營的外資企業。在升值速度上，中國已經盡力了。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談前，中國再次宣布擴大匯率波動區間。相比2005年7月匯改以前，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超過了8%。

　　這就是我基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均衡的立場所得出的一個基本判斷。面對國內不斷增加的巨大的外匯儲備的壓力，面對不斷升級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我們除了要加快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大幅度開放消費者境外人民幣自由兌換。

　　第二，推進貿易領域中人民幣的自由流通制度，就是要把人民幣的境外自由流通的領域，從消費者擴大到從事貿易的廠商。

　　第三，鼓勵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實業投資，特別是收購兼并海外的上市公司、品牌資產、資源型產業和引進各類專業技術人才。

　　第四，要鼓勵中國金融公司積極參與海外貨幣市場、基金市場和股票市場的投資。

　　第五，加大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的力度，用高技術改造中國的傳統產業，并在此基礎上消化吸收，創建自主品牌。

　　特別應該強調的是上述第二點。人民幣應該走區域性擴張的道路。這一道路并未改變世界貨幣的本位，大量流入中國的美元外匯可以通過向境外發行人民幣的方式而不對中國內部經濟造成強大的通貨膨脹沖擊。(劉志彪 作者系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