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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對話，就意味著少一點對抗，而且還要看到戰略經濟對話提供給中美共同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戰略機遇

　　這不是第二幕戲，而是交響曲的第二個樂章。之所以用這句話來形容剛剛閉幕的第二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因為中美兩國政府并非在演戲(戲總有結束的時候)，而是中美兩國政府實實在在地為管理當今世界上最復雜、最重要的經貿關系，乃至探討合作開創新的國際經濟游戲規則，在協調各自國內政策和相互認識，以期達到“共贏”的效果。

　　因此，在5月22日到23日于華盛頓舉行的第二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相比第一輪，陣容更加龐大，期待更高。美國方面派出了17名內閣官員及政府機構負責人，與會的中國代表團由來自21個中國政府部委的15名部長和負責人組成，一行三會(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同時與會，是前所未有的。

　　美國對“華盛頓對話”高度重視，各方面均一再喊話希望第二輪對話取得“有形的成果”，并且在對話實際展開之前的幾個月中做足了功課，力圖在對話中“占據有利地位”——就中國對其出口產品補貼政策向WTO提出訴訟、繼續引用不公平貿易法有關規定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并與中國的競爭對手(如秘魯、哥倫比亞和韓國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方面在積極釋放善意的同時也不甘示弱。吳儀副總理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美國貿易問題政治化，在其他場合也指出，如果和美國打貿易戰，中國愿奉陪到底。

　　對話結果：寬慰與遺憾并存

　　相對于第一輪戰略經濟對話而言，此輪對話取得了不少實質性成果，包括進一步開放航空和金融服務業，以及加強清潔能源技術合作、保護環境并增強法治；同時還簽署了326億美元的采購協議。

　　其中突出的是中國同意在2007年下半年取消外國新證券公司面臨的準入障礙，恢復向包括合資企業在內的證券公司發放營業執照。這將為美國公司創造機會，同時在中國證券業引入新的競爭及提供專業知識。為了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場，中國將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配額從100億美元提高至300億美元。

　　但相對于中美間復雜的經貿關系而言，其成果仍然是初步的。那些希望中國人民幣快速升值、市場更加開放、知識產權保護更加得力等等方面的美國勢力不會滿意中國方面所做出的讓步，美國國會還會在今后推動對華貿易施壓法案。因此，針對對話結果，有人歡喜有人憂；有人寬慰有人遺憾。

　　一葉知秋：美對華經貿外交變調？

　　對于布什政府而言，此輪對話反映了美國對華經貿外交的策略變化，即從貿易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從單純的對華貿易逆差問題轉向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市場準入問題，并且希望影響中國的國內經濟發展模式從儲蓄型轉變為消費型。

　　因為美國認識到，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是儲蓄(中國)-消費(美國)這對矛盾造成的。壓迫人民幣升值，只能將由中國進口的產品改由其他國家進口，仍然不能減少美國巨額的外貿逆差。只要“中國不斷地賣、美國不斷地買”這種局面不改變，中美外貿不平衡問題就始終存在，而且會越來越大。因此，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改變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而歸咎于他是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因此中國的儲蓄型社會就成為美國的攻堅對象，為此美國愿意幫助中國完善社保體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目前中美經濟關系承受的主要壓力來自美國國會，國會已經準備了多個關于中美貿易關系的議案。其中，被公認為最有可能通過、也是最危險的議案來自眾議員英格利希，這一議案要求允許政府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稅。

　　懸在中國頭上的另外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是美國參院的“Baucus-Grassley”法案(有關于反匯率操縱的法案)。因此，戰略對話從財政部搬到了國會山。如何做美國國會的工作，成為考驗戰略對話效果的另一關鍵。是否能夠讓人們認識到類似議案對美國經濟，包括這些議員選區經濟利益以及中美經貿關系，將造成負面影響，以安撫、平息國會對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不滿，是最終阻止這些議案影響中美經貿關系大局的關鍵因素。

　　堅守陣腳：中國需按自己規律辦事

　　中美經濟貿易關系的主要問題在于人民幣匯率、貿易逆差和知識產權等三個方面。評估“華盛頓對話”能否真為美國帶來國會所要求的“實際結果”，仍有待時日。因為兩國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美國《新聞周刊》就認為，“除非目前的美國對華出口規模比中國對美出口規模擴大五倍，否則美中貿易失衡還將進一步惡化”。

　　今年美方在經貿爭議問題上對中國采取了“三管齊下”的對策：由“中國通”財長保爾森協調的行政部門不斷向中方施加政治壓力；由民主黨主導的國會修正現有法律或通過新的與WTO法規相吻合的議案；及(第一次)在世貿組織向中方提出法律訴訟。這三條中除了前一條中方很熟悉外，后兩條對中方來說都充滿了不確定性，甚至危險性。

　　因此，在近中期內減輕甚至解除美方及其他對華貿易大國對中國經貿的壓力，順利度過美國總統大選年和本屆國會，并給中國在全球貿易問題上帶來幾年平安的日子，就是中國方面對戰略經濟對話的切實期待了。

　　對此，如何評估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其關鍵是“節奏”二字，即美國試圖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并輔之以其他對話形式，控制中國崛起的節奏，引導中國崛起進入其理想的軌道。只要我們真正能堅守陣腳，按照大國崛起的規律辦事，沒有落入對方的圈套，就算勝利了一半。

　　戰略機遇：合作構建國際新秩序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還要看到戰略經濟對話提供給中美共同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戰略機遇——戰略經濟對話是從經濟領域開啟了這種探索。隨著中國崛起日益從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安全層面，未來的中美戰略合作構建國際新秩序將具有日益廣闊的空間。因此，通過戰略經濟對話進行磨合，建立彼此戰略信任，嫻熟中美協調技巧，中美關系未來具有廣闊發展空間。

　　戰略經濟對話，正在為中美關系護航。多一點對話，就意味著少一點對抗。戰略經濟對話為兩國尋求合作、共贏的方式，并為未來探索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增進了互信與經驗。以此心態，我們期待并祝福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取得更大的成功。(王義桅 作者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