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所謂“人無信不立，業無信難興，政無信必頹”。個人信用、企業信用、政府信用共同組成了社會信用。近年來，中國在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也產生了信用缺失、假冒偽劣與坑蒙拐騙盛行等等社會問題。信用缺失直接導致了市場交易成本的加大，進而阻礙著市場經濟秩序的形成，并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十六大也明確提出要“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信用體系。”

　　在對信用重建還沒有理出一個清晰思路的時候，一些行政部門承擔了先行者的角色。當然，他們的興趣點似乎并未放在加強自身的信用建設上，而是指向了與部門利益相關的企業和公民個人。這種由行政主導的信用建設，卻變成了一種單方的信用強制。比如最近引發了巨大爭議的“電話欠費記錄進入個人信用檔案”，就是由央行和信息產業部合計出來的。從內容上看，這一制度的實質就是要求公民個人向壟斷企業單方守信。在制度設計中，公民個人成了客體，成了一個任憑行政部門處置的對象，其有欠公平之處，當是毋庸諱言的。

　　我們說健全社會信用體系不能僅指向公民個人，這是因為社會信用缺失幾乎是在政府、企業與個人之間同時展開的。近日教育部有關部門公開披露，截至2006年底，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共接受社會各界近11萬份高等教育學歷認證，其中9.9%為問題學歷。這些問題學歷主要集中于人才錄用和選拔、出國留學和移民、各種升學考試等方面。也就是說，這接近10個百分點的問題學歷中，既涉及到各類官員，也涉及到企業白領、學生等普通公民。我們已很難絕對地說，是官員失信導致了公民失信或公民失信拖累了社會公信。

　　也許我們并不需要弄一堆的數據來證明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具體失信程度，更不需要去追究誰是失信的源頭——那是個類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一個轉型社會的背景之下，要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必須從政府發端，向企業與個人擴展。因為“民以吏為師”的深遠傳統早已根植于社會細胞的最深處，這是任何制度變遷都無法回避的“中國問題”，或者，它還可能成為促進社會信用的最重要的“本土資源”。

　　相對于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來說，政府信用居于社會信用的核心地位。政府失信對社會有極強的侵蝕與傳染作用。遺憾的是，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在媒體看到有關行政部門信用缺失的消息。如最近有媒體報道，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日前向48名“老賴”發出了限期履行法律義務的通牒，同心縣政府、銀川市興慶區通貴鄉人民政府、銀川市金鳳區交通局等政府部門名列其中。政府欠債不還，且拒不執行法院生效的裁判文書，不但令行政公信蕩然無存，也讓法院因執行困難而導致司法公信不彰。不難想象的是，那些收不到應得款項的債權人，反過頭來又可能成為勞動者的債務人。在那些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法律糾紛中，追根溯源，有相當一部分都可以算到一些賴賬的行政部門頭上。要重建信用體系，就得從這些行政部門和行政官員建起。可惜的是，央行建來建去，也沒想到建一個簡單易行的制度，把那些賴賬的行政部門記入到它們的銀行征信檔案中去。

　　改變這一尷尬現狀的關鍵，就在于將信用重建的行政主導變為法律主導。信用的基礎是法制，信用缺失的實質就是法律的失范，信用體系的建構與相關法律制度的健全是一個相互促進的演變過程。近日公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可視為重建政府信用的一個契機，它給公民發現政府違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機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有足夠嚴厲的法律追究來對政府違法或失信進行制裁。

　　如果法律對政府的失信實行了“零容忍”，司法部門也嚴格依法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信用重建才算有了一個好的開端。(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