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僅從發展階段看，我國總體上也還遠未到制造業向國外轉移的階段，當年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產業空心化、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出現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以后，而2009年我國人均GDP為3711美元。反觀內地中西部地區，去年有8個省份人均GDP不足2500美元，其中最低的僅1350美元，甚至僅為數值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見，中西部地區還有很大的空間接受產業轉移。

　　“由于東南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有著相同的文化環境，有熟悉的法律環境，把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可以減少很多投資風險，”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表示，“如果向海外轉移，除法律環境外，還特別要避免與當地文化發生沖突，存在額外的投資風險。”呂政也認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間發展差異很大，在生產成本上升時一股腦把企業轉移到海外不現實。

　　記者注意到，這一遷移潮已經在代工企業中掀起。替惠普代工筆記本電腦的英業達在重慶的工廠預計11月進入量產階段；另一代工巨頭——位于東莞的臺達電子在湖南郴州新建的工廠項目也已經簽約。此前，香港工業總會對珠三角港商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珠三角約8萬家港企中，37.3%正計劃將全部或部分生產能力遷離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業準備遷離廣東。而在上海金橋加工出口區，去年一年就有25家有相當規模的外資制造業遷往內地。

　　對此，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志彪也認為，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梯次轉移，形成國內不同區域間的產業循環，有助于消弭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會長陳秀山則表示，可以在產業的區際轉移過程中通過雙方的合作實現升級，也可以采用非整體性轉移，形成一種新型的區域分工，“比如東部地區保留研發和市場，把加工制造裝配等轉移到周邊地區，從而形成縱向分工。 ”

　　制造業面臨洗牌

　　低利潤的生產性企業從沿海走向內陸——聽上去只是一次戰地的轉移，但在一些觀點看來，卻是意味深長的遠征，將帶來洗禮式的產業革命。王漢峰告訴記者，勞動力成本提升在中國內部必將加劇轉變增長方式的迫切性，由此推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在傳統二元社會的發展模式下，農業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而勞動力富余，這些剩余勞動力逐步轉向相對先進的工業和制造業部門及出口部門，支持這些部門和整個經濟體的快速發展，”王漢峰認為，當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劉易斯拐點”出現，勞動力成本自然上升。

　　據記者從業內了解，在制造業的各個子行業中,紡織服裝皮毛行業是勞動力最密集的行業,其平均工資最低,工資成本占營業總成本的比例最高,對人力成本變動的敏感性也最強。國金證券分析師張斌認為，短期紡織服裝等行業將面臨痛苦轉型，“這些行業的競爭原本就慘烈異常，中小企業尤其多，而競爭中‘同歸于盡’的價格戰本就建在勞動力成本、稅收等差異之上,工資逐步上漲后,競爭力差的小企業最終可能關閉。 ”

　　他的觀點同時認為，中長期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逼迫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并通過行業洗牌提升整個產業的競爭力。王漢峰也預計，中國傳統制造業領域，包括鋼鐵、煤炭、建材、食品飲料、紡織服裝等行業兼并與重組案例將密集發生，已經處于行業龍頭地位、資產負債表與現金流狀況相對較好的企業則將受益于這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