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中國制造”帶來社會結構性變化

　　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正面臨拐點。也就是說，中國正在從以生存為主導的“溫飽型”社會經濟模式逐漸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型”社會經濟模式。

　　“中國制造”不僅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也推動社會轉型。一方面它使中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中國已經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以“中國制造”為重要基礎的經濟增長，對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按農村貧困標準1196元測算，200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007萬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有4759萬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溫飽問題在中國已基本解決。

　　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轉為制造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的職工，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發生轉變的，還有社會構成、機制轉軌、利益調整、觀念轉變……這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脫貧”已經難以成為中國繼續前進的驅動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確定后，消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消費”，自然而然就應該成為我們持續發展的動力。

　　以消費促發展需要社會建設跟進

　　然而，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中國的居民消費受到壓抑，是因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問題。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同時，中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顧忌老年、疾病、失業、傷殘等風險，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壓力，始終不敢大膽消費，導致中國的居民儲蓄猛增，2009年，已經相當接近當年的GDP總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4倍多。這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不如說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同時，“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使中國成為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世界工廠”，這也導致了勞動力資源的低水平開發和勞動環境惡劣的“宿舍勞動體制”。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人的發展權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難有保證。有必要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勞動權和發展權，讓所有人共享發展的成果。

　　經濟發展轉型必須社會配套轉型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格外重視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在中國，就是要使“中國制造”的制造者們的收入能夠支持其正當的、合理的消費需求。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是要進一步轉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和壯大中間階層，改變學界所說“社會結構落后經濟發展15年”的狀況，使中國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進步的時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調整貧富差距并不僅僅是“維穩”的應急措施，而應是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配套的社會轉型。“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虛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勞動者及他們的家庭生活有較大改善，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把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當作重要的根本國策予以重視。在民眾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證的基礎上，才能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去消費。在這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投資的“邊際效應”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樣是一元錢，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顧，而給到窮人手里可能就能解決一頓早餐。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絕非僅在“消耗”社會財富，而是一個積極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經濟轉型背后的關鍵因素，是人的轉型。“中國制造”常背負著水平低、質量差、廉價貨等責難。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當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放緩，通過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來提高“中國制造”的檔次正當其時。另外，“中國制造”也應該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公共服務業發展。

　　高中政治教科書中有一段話：“環境是基礎，經濟是條件，民生是目的”。這應該是當今中國人人都“應知應會”的常識吧。1995年主題為“社會發展”的世界首腦會議所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單憑市場不可能消除貧困，也不可能獲得公平和平等”的論斷。如果我們的常識不能更新，甚至有意無意地忽略這樣的常識，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之路上，將遭遇障礙甚至挫折；以常識為訓，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建設和社會轉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學、更加和諧的發展道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