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興市場經濟復蘇積累通脹風險。

　　首先，“金磚四國”等新興國家復蘇推高需求擴張型通脹壓力。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2009年迎來了快速復蘇，這一復蘇導致需求擴張型通脹壓力加大。

　　其次，上游原材料與中間品價格上漲推高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實體經濟的復蘇推動對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增長，2008年以來衡量大宗商品價格的CRB指數與“金磚四國”的經濟復蘇過程基本一致。上游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最終推動PPI上行，而PPI的上行也會造成企業成本與價格的上漲，并最終加大未來的通脹壓力。

　　再次，流動性過剩推高貨幣型通脹壓力。為應對次貸危機，歐美日各國央行紛紛采取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利率政策方面，歐美日均采取超低的基準利率來擴大市場流動性。目前美國的基準利率為0.25%、歐盟為1%、日本為0.1%。在貨幣供應量方面，M1和M2同比增速是衡量央行貨幣政策寬松與否的主要觀察指標。從歐美日三大發達國家經濟體的貨幣供應量來看，M1同比增速持續位于高位表明歐美對于經濟復蘇的流動性供給仍然充沛，這可能對未來滯后的通脹走高產生推動作用。截至2010年3月，歐盟M1同比增速為10.87%、美國為9.46%，而日本相對較低，僅為1.03%。由于M2比M1更能反映企業對金融系統流動性增長的應對力，因而與CPI關系更為密切。次貸危機以來，歐美的M2與CPI的同比增速關聯度很高。截至2010年3月，歐盟M2同比增速為1.71%、美國為1.45%，而日本為2.67%。

　　第三，歐美宏微觀經濟復蘇未能同步。

　　首先，就業領域失業率居高不下阻礙消費者信心復蘇。歐美日三大經濟體的失業率從次貸危機爆發以后一直呈不斷上漲趨勢。雖然宏觀經濟政策能夠在短期內帶來“無就業增長型復蘇”，但從中長期來看，如果政府的經濟干預不能推動實體經濟就業和消費重新啟動，那么，非但前期的努力可能化為烏有，而且前期大量的政府流動性注入也會進一步推高通脹，形成最為不利的“滯脹”格局。

　　其次，個人消費信心不足影響房地產、個人消費信用卡市場復蘇。從商業銀行信貸中房地產信貸與個人消費信用卡信貸的撇賬率和違約率來看，上述兩大市場的復蘇活力不足，這會對未來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再次，美國中小銀行倒閉風潮阻礙金融經濟體系復蘇。中小銀行同時兼具向個人消費者和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的功能，如果中小銀行持續倒閉，那么，對中小企業投資增長、就業和消費者信心提升都將形成不利的沖擊。從2007年初到2010年4月底，FDIC接受的倒閉銀行數量已增至232家，其中2010年以來倒閉數量達到65家。

　　最后，企業領域投資信心不足影響經濟回暖。投資者信心長期處于負數影響企業開工數量增加，而PMI指數也會因此而上行乏力，始終維持在50的臨界值左右。而企業開工數量的不足也會阻礙就業，進一步影響經濟復蘇。

　　赤字與債務危機、通脹風險以及微觀就業不足在不同程度影響著世界各國的復蘇步伐。對于希臘等PIIGS五國而言，赤字與主權債務危機是目前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主要原因；而對于整個歐盟來說，赤字與主權債務危機僅僅是風險的一部分，貨幣做空投機壓力與通脹壓力加大、微觀就業領域回升乏力等因素也需要引起足夠的警覺；對于美國來說，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脹風險、微觀就業不足是其未來經濟復蘇出現反復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小銀行倒閉風潮、房地產市場復蘇不足、個人消費以及信用卡市場有待復蘇也是可能導致“二次探底”的風險因素；對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來說，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脹風險是其經濟重振的主要障礙，只要有針對性、有步驟地實施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未來經濟復蘇的前景還是可以期待的。

　　未來的應對策略

　　記者：當前，在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尚不十分明確的情況下，中國應采取哪些應對措施？

　　連平：世界各國對于“二次探底”風險已經有一些措施出臺：歐盟削減赤字公債、提升就業；美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刺激就業；新興市場貨幣政策緊縮抑制通脹……具體到中國，其應對策略則應根據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大小而定。

　　世界經濟“二次探底”風險較小的情景主要包括：歐盟與IMF此次7500億歐元援助機制發揮明顯作用，希臘等PIIGS五國主權債務危機得到妥善解決，不會出現進一步擴散；而美國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脹壓力得到較好控制，貨幣退出與財政緊縮政策未對世界經濟復蘇造成負面影響；歐美發達國家的就業狀況逐步得到改善，消費者信心持續回升，房地產與信用卡市場逐漸復蘇，中小銀行倒閉數量逐漸下降。如果上述情景得以實現，那么，次貸危機復蘇將會順利開展，中國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得到較大改善，前期經濟刺激政策將會加快退出，盡早實施正常化。

　　而世界經濟“二次探底”風險較大的情景則主要包括：歐盟與IMF援助機制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希臘等國內部對經濟緊縮政策抵制力度較大，主權債務危機在歐盟內部出現一定程度的擴散，從而導致歐元區經濟復蘇中斷，甚至出現新一輪的經濟衰退；而新興市場國家與美國經濟過熱較為嚴重，通脹壓力進一步放大，或者貨幣政策退出速度過快導致經濟重現緊縮；歐美發達國家就業狀況遲遲不能得到好轉，消費者信心不足，房地產與信用卡市場復蘇乏力，中小銀行倒閉風潮難以消退。

　　在此情況之下，中國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將會較現在有所惡化，經濟政策需在防通脹的同時繼續維護經濟增長。

　　在貨幣政策方面，防通脹與資產價格泡沫仍然是中國貨幣當局的首要政策目標。如果歐美發達國家為刺激經濟復蘇不采取加息政策，那么，中國仍可選擇以公開市場操作與提高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為主進行調控；如果美國選擇加息，那么，中國也可以在利率政策方面有所跟進。

　　在匯率政策方面，歐美發達國家為了增加出口，提升就業，加速經濟復蘇，必然會在人民幣匯率問題加大施壓力度。實質上，這也是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變相達到本國貨幣貶值的目的。中國應在保持人民幣匯率政策獨立自主的前提下，通過協商調解的方式加以解決。即便是要升值，也必須在中方主導下逐步可控地實施實體經濟可承受的升值。

　　在外貿政策方面，雖然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已經逐步轉向內外需并重，但是內需尚無法在短期內形成有效的經濟支撐，如果外部經濟狀況惡化、出口產業部門受阻，中國經濟的復蘇將會受到直接沖擊。而發達國家為了本國就業與出口經濟復蘇，必然會不斷增加新的貿易壁壘，提高中國出口產業的成本。因而中國有必要采取加大貿易磋商和談判力度，甚至到世界貿易組織申訴等措施，在“促內需”的同時“保出口”，即維持出口對經濟穩定增長和增加就業的支持。此外，“限流入、促流出”，限制游資對中國經濟沖擊仍是政策的主導方向。 (姜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