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從根本上反壟斷。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縱觀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均有嚴格而完善的反壟斷制度。反壟斷一日不成功，平等競爭的、法制的市場經濟就一日不能建成，由于壟斷所致的資本所得之間的不公以及壟斷企業勞動者收入畸高的局面就難以改變。

　　第三，在勞動力市場上應該切實推動勞資雙方建立起平等的工資協商機制。

　　勞動力市場雙方力量天然不對稱，現行一些制度安排也存在偏袒資方的傾向，使得勞動力的價格不能體現其內在價值。工資收入增長速度長期落后于企業利潤增長固然有勞動力供給充裕的大背景，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在于種種制度安排。隨著勞動力供需關系的轉變，目前勞資雙方的博弈日益頻繁化，人們不應對此感到恐慌，而應該意識到這是一種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應該清除壓制勞方權益的種種不當制度安排，通過市場交易得出其合理的市場價格。如果一方面給正常的市場博弈設限，另一方面又從維護勞方利益的角度出發進行各種各樣的微觀干預，就很容易妨礙市場的良性運行。

　　第四，在二次分配領域要深入改革中國的財稅體制，以此調整重大的利益關系。

　　首先要解決的是總體稅負過高的問題，其次要做到稅負公平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和福利的公平。我們不應簡單照搬西方國家所得稅制度。西方國家主要通過個人所得稅來調節公平，但是我們在總體稅負以及資本、勞動之間的稅收分擔上沒有處理好的前提下，將當前分配失衡問題簡化為個人所得稅問題，不僅視野過于狹隘，而且使人們忽略了系統性財稅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降低總體稅負過高，一方面要從節約行政成本出發，另一方面要降低國企利潤留存比例增加分紅。國企分紅不僅有利于調整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而且對投資和消費結構也有良性促進作用。

　　在公平稅負方面，既要糾正地方政府對資本在稅收方面過度偏愛的做法，更要堵塞稅制和稽征方面的重大漏洞。例如，資源稅改革的嚴重滯后，使得某些作為國家所有的資源收益幾乎被私人資本(其中相當多屬于權力私人資本)所獨吞，令部分人暴富。再比如，土地增值稅沒有依法征收，累計流失額數以萬億計。

　　此外，考慮到收入分配失衡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有必要對過往30年利益分配關系進行重大的追溯性調整，遺產稅、財產稅等稅種應加緊列入立法議程，為國家的長遠和諧發展奠定根基。（證券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