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市調高最低工資

　　今年以來，自江蘇省在全國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浙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也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

　　今年2月起，江蘇月最低工資按地區差別分三類調整：一類地區從850元調整到960元，二類地區從700元調整到790元，三類地區從590元調整到670元。

　　而從4月1日開始，上海也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

　　上海市月最低工資標準將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也從8元調整為9元。目前，上海的月最低工資標準位列全國之首。

　　廣東今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升幅度超過20%，升幅超過往年。根據廣東省發布的調整后的最低工資標準，第二類標準為920元/月，增幅為19.5%；第三類標準為810元/月，增幅為20.9%；第四類標準為710元/月，增幅為22.4%；第五類標準為660元/月，增幅為24.5%。(據人民日報)

　　光“保底”，還不夠

　　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在聽多了這方面“負面新聞”的眼下，總能讓人心頭一暖。

　　欣喜之余，我們還得把眼睛再睜大些：其一，最低工資標準是給工人“保底”的，不能當成了實際發放標準；其二，不能排除個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實際工資，還沒有達到最低工資標準，因為宏觀的統計數字常會讓他們的收入“被提高”。

　　在采訪一些企業主時，記者至今還能聽到他們這樣的說法：自己投資并承擔企業經營風險，收益怎么分，別人沒有說話的份兒。工人干活拿錢，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沒有資格也不應該分享企業增長的財富。

　　企業主在收入分配博弈中有優勢地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力量分散，不具備利益博弈特別是工資議價能力，如果再缺少表達訴求、維護自身權利的渠道，他們的情境可以想像。

　　降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增加工資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政府應該有所作為。根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的觀點，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是由市場競爭機制和政府行政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要想撬動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必須通過社會政策、經濟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進行市場干預。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僅僅是調整收入分配的舉措之一，還需要更多的政策“組合拳”。比如，推動企業與工人開展集體協商，通過集體協商確定工資增長的合理比例，并在休假、高溫津貼、社保方面為工人爭取更多權益，使工人待遇與企業利潤同步增長。比如，利用稅收等優惠政策上，給予企業消化工資成本增長的消化途徑，等等。

　　其實，工人工資增長，對企業發展積極有利。以工資增長為核心的集體談判制度能建立，一線工人工資增長，工人積極性高漲，生產效率空前提高，即使遭遇“用工荒”，企業的生產也可以照樣有條不紊。( 陳紀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