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加薪政策出臺，富士康與本田的難題，似乎有了皆大歡喜的苗頭：企業正常生產已經恢復，職工福利得到相應提高。富士康、本田的處理方案具有一定范本意義，畢竟有同樣難題的企業不少，但是否都能以加薪解決，可能言之過早，畢竟這里有產業競爭力的整體考量

　　終結“地板工資”模式，須讓基層政府有足夠的動力保障工人權益，不姑息、不偏袒、不坐視，真正成為勞資協商談判的裁判員與監督員

　　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政策，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外資企業來投資發展，優惠的政策和廉價的勞動力，讓外資企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實現了驚人的成長。但這些企業大量的一線工人的收入，與社會平均工資增長水平和物價增長水平相比，增長比較緩慢甚至停滯。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查發現，由于深諳中外法律和中國國情，一些外資企業雖然在本國或地區面對勞工權益和工會不敢馬虎，在中國卻找到了一條“薪酬游戲規則”，那就是在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底線上的“低飛原則”。

　　“企業不斷發展，工資始終地板”

　　以深圳某企業為例，1996年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310元，2008年深圳將其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為900元，而該企業的普通員工工資總是“穩定”地保持在這條“高壓紅線”上，既不觸犯，也不“超越”。

　　深圳市總工會生產保護部副部長王鴻利說，調查顯示，該企業規定新進員工頭年的薪水標準就是最低工資標準，由于企業人員流動率高，很多人拿完這一年的最低工資就離開了企業。“這種行為符合法律，但沒有道德。”

　　普工如此，技工也不例外。佛山某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一名技校畢業生2009年2月的基本工資540元，職能工資256元，剛剛超過當時佛山市770元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有員工說：“企業只要不犯法，餓不死我們就行了。”

　　個別外資企業還通過一方面壓制員工晉升的薪酬設計令員工在干幾年后自動離職，一方面又利用跨國公司光環大量吸引技術實習生來工作，最大程度地降低人力成本。

　　以上述這家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為例。該公司的薪酬制度將一線工人薪酬結構分成5大級，每級又分成15小級，總計75級。員工在無過錯的情況下，一年才升一級，升滿要75年。在很多員工看來，這些外資企業的薪酬結構更像是一個“薪酬陷阱”，一旦陷入之后便無法“自拔”。

　　工人正常工作，拿到的工資不夠養家糊口，只能通過加班和超時加班獲取更多報酬。與此同時，許多外資勞動密集型企業卻迅速成長，獲利豐厚。

　　博弈“怪圈”

　　正是這種巨大的反差和客觀上存在的低收入導致工人生存、發展面臨諸多困境的現實狀態，使得一些地區出現了“企業在改善，員工不領情，政府夾中間”三方博弈“怪圈”。

　　深圳市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朱安偉從2003年起就一直參與組織河南、山西、山東等地農民工到深圳就業。他說，2003年前后，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也就700元到800元，住宿環境不好，還頻發安全事故。現在深圳一線普工的收入都在2000元左右，用工環境也有很大好轉，但卻不代表工人心情舒暢、滿意度就提高了。“罷工、自殺等惡性事件的頻率不僅沒降低，反而在提高。這值得我們反思。”

　　1994年就在廣東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張黃勇說，以前很多企業的“犯規”不是欠薪，就是用工環境惡劣，明顯違法。工人去勞動部門和工會舉報、投訴相對容易。“現在企業都學乖了，基本工資都是壓著最低標準給，逼著工人靠大量加班拿‘高薪’。企業看似規范化管理了，但員工的境遇并沒改善，很多情況下還投訴無門。”

　　一些工人反映，企業甚至將最低工資調整當成壓縮成本的“機遇”。在東莞一家日資電子企業打工的19歲河南女工白榮(化名)說，企業現在每年跟著最低標準調高工資，“但調高一次，我們的基本任務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時加工6000個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資，今年8小時要做到9000個才行。最低工資從770元調到920元，只漲了19%，任務量卻漲了50%。看上去企業遵守法律了，可員工能高興嗎？”

　　白榮說，現在很多企業給人的感覺是“我們生產的東西一漲再漲，工資卻慢慢漲甚至漲不動”。她舉例說，以自己所在車間加工生產的電腦用小馬達為例，進料價格2.5元一個，制成品價格6元一個。“這個價格比起金融危機時漲了不少，加工量也恢復了，我們車間每月加工出去幾百萬個，企業光在這個環節就拿了多少錢？而我們每天工作10個小時，一個月卻只有2000多元，反差這么大，稍微想一下就覺得很不舒服。”

　　這種企業強勢、工人弱勢的勞資協商和談判格局，也使得基層政府部門在勞資沖突中兩頭受氣。

　　工人們普遍反映，和企業鬧工資矛盾的時候，人們經常是“又要找政府協調，又擔心政府偏袒企業”。所以很多時候對政府人員講話、態度十分敏感，稍有不當舉措就會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而部分基層部門在處理勞資糾紛中表現出的“唯GDP”理念也無助于化解企業和員工矛盾。

　　本刊記者在近日的采訪中，就曾目睹珠三角某鎮黨委書記處理勞資糾紛過程的“復雜”心態：一方面，他坦承這家著名外資企業給出的工資“確實不高，在當地企業中也只能算中等水平”且持續不改善、不提高；另一方面，他又反復強調這家企業是“規范運營的”，“整體用工環境還是不錯的，給工人的福利也很高”，是當地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柱，“不能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