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如期在華盛頓召開。此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但在“金磚四國”會議閉幕不久，印度和巴西兩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表態就迅速和美國保持了同調，兩國央行行長均呼吁人民幣匯率升值。人民幣升值壓力擴至“金磚四國”內部，似乎為人民幣升值增加了新變數。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第二十一屆部長級會議發表的公開聲明并未提及人民幣匯率政策。

　　如何認識近期人民幣匯率的有關爭議，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面臨哪些新挑戰，以及匯率政策的選擇須遵守哪些原則，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

　　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呈升值趨勢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4月6日，外交部就“后危機時代的中國金融改革”舉行媒體吹風會。我們注意到您在會上談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升值等情況時，對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呈現的升值趨勢有過總結，請介紹一下具體情況。

　　巴曙松：數據表明，2005年7月份的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呈升值趨勢。2005—2008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0.7%；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金融危機最為艱難的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窄幅波動。2005—2008年底，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22.5%和25.0%；2008下半年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先升后跌，到2009年底分別累計升值3.3%和3.4%。應當說，從全球范圍看，即使在金融危機沖擊最為嚴峻的時期，人民幣依然保持了升值的趨勢，為維持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有的國家的政治家多次借人民幣進行炒作，實際上，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可以清晰地證明，人民幣升值不可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也不可能解決美國自身因為消費過度、經濟結構等方面的問題帶來的失業問題。2005—2008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21%，中國貿易順差不降反升，對美貿易順差年均增長20.8%。2009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下降34.2%。進入2010年以來，我們看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大幅降低，3月份還出現了逆差，但是與此同時，美國的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中國經濟時報：2008年第三季度后，受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大幅降低。在中國人民銀行三個月內連續降息四次、美元同期持續走強的背景下，2008年10月起，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顯著降低。您如何評價這樣的應急之策？

　　巴曙松：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就一直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不同時期匯率的波動幅度有一些差異而已。2008年底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大幅降低，可以說是應對危機的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對穩定全球市場發揮了積極作用。因為危機中信心比黃金和貨幣都重要。人民幣不大幅貶值，可以防止傳染效應；不大幅升值，能夠避免加劇出口困難。可以說，中國沒有用匯率政策謀取不正當競爭優勢，貿易順差在危機時期的大幅降低就是一個證明。

　　需要強調的是，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降低時期，中國也經歷了出口大幅滑坡、順差急劇收窄、經常項目順差占比下降。也有學者研究表明，金融危機時期，人民幣暫時盯住美元，對美元的穩定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進而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重點在于匯率形成機制的更為靈活和市場化

　　中國經濟時報：盡管匯改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總體升值，但由于中國處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長期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然導致實際匯率升值。理論上說，在計算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低估時，哪怕用最傳統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得出的結論都未必一致，而在匯率經濟學中，估計均衡匯率的模型多達七八種，不同的經濟學家運用不同的模型，預測出來的人民幣匯率從低估40%到不低估，相去甚遠。您對現有的研究文獻怎么看？對于人民幣名義匯率偏離均衡匯率的程度，您的判斷是？

　　巴曙松：人民幣匯率升值及形成機制方面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要準確計算均衡匯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的測算表明，幾乎所有的匯率模型，只要假定條件或者參數出現輕微的變化，就可能導致結果的巨大變化。美國金融界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曾經組織了不少專家來測算美元的均衡匯率，始終難以達成共識。因此，與其猜測人民幣匯率應當升值多少，或者均衡匯率在什么水平，還不如把更多的重點放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上，讓各種供給和需求的力量能夠越來越自由地在市場上交易，通過交易來達成一個相對合理的匯率。因此，我個人認為，考慮到中國近年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資源價格的上漲等，目前人民幣匯率即使有低估，幅度也是十分輕微的，如果考慮到美元近期的走強，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可能的低估程度就更少。因此，我認為當前的重點，還是在于匯率形成機制的更為靈活和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