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資與提供培訓同等重要

　　“勞動就業和工資水平的關系非常密切，如今，在廣東經濟增幅比較快的情況下，舊有的工資水平已經吸納不到足夠的勞動力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昨天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他表示，要改變當前珠三角用工荒怪圈，最主要的就是必須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有人擔心，工資高了，勞工來了，但企業成本提高被逼走了。我認為走的企業只是那些靠給員工支付低工資而盈利的企業，這些企業在特殊歷史發展時期是有作用的，但是現在它們走掉了對廣東其實是件好事，只有這樣才能把更好的企業吸引過來。”黨國英說。

　　除工資偏低，還存在勞動工技能短缺問題。珠三角地區“騰籠換鳥”式的產業轉型致使企業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轉移，常規的普通農民工供給不能與之對應，進而出現結構性民工荒。

　　“農民工用于自身發展的文化教育支出非常低。我曾聽到一些農民工提出的首位要求就是能享受培訓。但是從我們的調查情況來看，農民工在培訓方面很少有機會，自己也沒有這樣的錢支出。”中大政務學院教授郭巍青說。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王珺建議把企業實質性納入到勞動者職業培訓體系當中。“我曾聽一些外商說，珠三角投資的吸引力不如長三角，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力素質，培訓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我國1996年起施行的職業教育法沒有明確各級政府、有關部門辦職業教育的具體責任，珠三角能否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先行先試一個暫行條例，讓企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勞動力培訓？而執行的企業可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或者稅收優惠。”王珺說。

　　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諶新民認為“用工荒”給珠三角城市的啟示是：一方面要著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另外也要從提高就業素質、就業質量和就業穩定性方面進行努力。本報記者 佘慧萍 實習生 李恬

　　調研者說

　　“劉易斯拐點”為何失靈？

　　無疑，在09年7月展開的外來工收入支出結構調研，必須直面以下的系列問題：1、金融危機對外來工到底造成多大沖擊？2、所謂“民工荒”是否意味著經濟復蘇與外來工供求關系逆轉？這一狀況是否提高了外來工的收入？3、外需減退，內需不振，同樣是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從勞動力供求曲線分析，這將倒逼出一個什么樣的局面？

　　從我們的調研看來，一個最直觀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失靈了。本次金融海嘯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卻導致我國城市經濟的重挫，以及農村人口的大面積失業，這意味著劉易斯所假設的只有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經濟結構并不存在，無疑，存在“國際—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以及國內市場的“城市-農村”二元結構。這就導致了第一重分離：即商品生產地與消費地分離。

　　生產地和消費地分離的結果是，生產地不斷擴大規模壓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費地的需求。比較優勢的演進，由于議價權的不平等而逐步轉化為對國外—國內的二元結構的自我強化，國內市場的議價權被壓抑，大部分利潤都轉移到國外。而這一特點對出口導向型國家尤其明顯。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當國內的城鄉二元經濟面臨勞動力供求關系拐點的時候，城市經濟未必能有大規模提高工資以及進行產業轉移的積累和能力。特別是，跨國公司倘若面對勞動力價格提升的問題時，完全可以將訂單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

　　其次，由于在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中，是存在戶籍限制的，這又導致第二重分離———“就業地”與“勞動力形成地”分離。在珠三角農民工子弟學校，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上一年級，班里的孩子就逐漸減少。到初中，老師甚至會勸學習成績好的孩子，一定要回老家去讀書，因為高考必須回原籍考試，一些省份的教材和廣東省不同。而更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們在東莞沐足城樓下小賣部訪問的一個沐足技師，居然曾經獲得過重慶電腦設計的培訓文憑，但由于當地就業歧視和信息不對稱，這一文憑并沒有為她帶來更體面的工作。

　　這兩重“分離”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勞工力要素無法自由流動，工資也無法因供求關系進行價格傳導，也就是說，即便出現了勞工荒的情況，也無法大幅度提升工資。林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