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開始的地方

　　她建議海南建一座闖海墻，永遠別忘記那些“闖海人”

　　本刊記者／楊正蓮(發自海南)

　　那個美好的12月的夜晚，永遠定格在了代國夫心中。他從冰天雪地中來，一下飛機就被椰樹吸引了，晚上十點鐘，月光下的海口特別安靜，特別美。

　　秦建國上島的那天是個好天氣，藍天白云，陽光燦爛。這是他背著幾十包方便面和一本畢業證書，經過幾天幾夜的顛簸后才踏上的熱土。嚴嚴實實的冬裝，終于在秦建國輾轉于火車、大巴、輪渡之際，被一層接一層地褪去——甚至可以視其為一種儀式——告別過去，奔向未來。而除了換下的冬裝，他沒有可以換洗的衣服，只好臨時在地攤上買了兩件短袖襯衣。他一直記得那首歌：“誰不愛自己的家，誰愿意浪跡天涯，只因要走自己的路，只因種子要發芽。”

　　1988年前后，“十萬人才下海南”，不同于海南島歷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大遷移，對于這些舊體制的叛逆者、過去生活的拋棄者、新理想的追求者而言，海南省比“特區更特”的設想，曾代表著自由、夢想與希望。

　　向南，一直向南，直到海南。

　　私奔

　　1988年1月31日，海南的清晨，本色、自然，絕無迎合之意。北京青年秦建國看見陸地一點兒、一點兒地從海水里冒出來。然后，他把自己結結實實地摔在了海南這片土地上，并再也不愿離開。秦建國固執地認為，這是命運賜予他的禮物，就像有人專門為他準備了驚喜一樣——他稱自己對海南“一見鐘情”。以至于在后來數十年的時空變換里，敏感的秦建國總是能夠很“巧合”地發現：每年的1月31日總有好天氣，就像他上島那天一樣。

　　椰樹婆娑的城市，還是那么破舊，連紅綠燈都沒有。這有什么關系呢？秦建國眼見的全是生機和希望，那是一種明顯不同于過往生活環境的氛圍。

　　秦建國到達海口的兩個月之后，海南省建立并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而海南建省辦特區的消息，在1987年8月29日，已經被新華社發布了。

　　此前，深圳特區釋放的活力已經成就了許多人的夢想。一個更大面積的“特區省”，瞬間引燃中國改革開放十年來積蓄的激情和能量，秦建國也在獲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被震撼了。正迷茫于“不知道未來在哪里”的大學生秦建國，彼時已經在四川工作了一年。不過，偏居于川北的一個小縣城，秦建國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是1987年的年底了。

　　在靜靜流淌的涪江邊思考了幾天之后，秦建國暗暗決定奔赴海南，然后他一個人悄悄地走了。秦建國出于本能的出走方式，無意間居然成了一種典型——彼時全國各地正有成千上萬個“秦建國”激情澎湃地、卻又是隱秘地謀劃“私奔”，“私奔”的對象便是海南。

　　自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來信來函及親自來海南求職的人才達到了18余萬人次。其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90%，35歲以下的占85%，具有高級、中級職稱的有近7000人。

　　海南已經沸騰了。彼時廣州有一個公園，對面就是往海南發車的地方，基本上是幾分鐘一班車，每班車上三四個司機輪換開，一路不停，到了海南以后又馬上調頭。而通往海南沿途的店鋪則通宵不停地做生意，到處是不夜城、不夜縣。

　　立足

　　“實際上，我是先回了一趟家。”21年之后，秦建國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那段經歷時，還有一點難為情的樣子：“聽說海南很遙遠，怕很難再回家了，想先看看母親。”

　　從北京到廣東，然后再坐大巴車，“船票也買不到。”秦建國吃驚地發現，竟然有那么多人和他一樣向往海南——他們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闖海人”，“當時的海口，大街小巷到處是操著南腔北調口音的年輕人”。

　　在旁人的指點下，秦建國住到了當時最熱鬧的地方，位于海府路的組織部招待所。招待所二樓就是人才交流中心，每天都擠滿了來登記求職的人。“蹲在地上登記完，人家說你們自己去找吧，然后我們就挨家挨戶地自己去找工作。”秦建國說，“那里介紹工作的成功率非常低。”當時海口的人才交流中心內，堆滿了登記信和求職表，共計有10萬份之多，這就是著名的“十萬人才下海南”的由來。

　　秦建國所住的招待所，每天的房租是兩元錢，十幾個人住一個房間。一到晚上，熱鬧非凡，有交流工作經驗的，有唉聲嘆氣、準備打道回府的，也有在外面賣東西、很晚才把鍋碗瓢盆收回來的。

　　一個月后，為了更節省一些，秦建國住到了海府路的海南旅社，每天房租一元八角。上下鋪，一張草席，一個發黑的枕頭和一頂發灰的蚊帳，樓內沒有水房和廁所。

　　“床位要每天上午十點前交租金，還不能長期預訂，你看海南那時候有多落后。”秦建國至今還是感慨萬千。有一次他忘記及時交錢，等中午回來時床位已經被賣出去，而且沒有多余的床位了。

　　住在招待所內的已是幸運兒，更多“闖海人”選擇了在街頭露宿。

　　那時的海南，還是傳統農業占據半壁江山，落后的經濟基礎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非常有限。人們期待的大特區現代化建設，還只是一張虛擬的藍圖，沒法瞬間創造出容納近20萬求職者施展才華的空間。到1989年，全省總共吸納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也只有3000余人。

　　秦建國，這個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也是在滯留了兩個月之后才勉強找到工作單位，“需要試用半年。”秦建國說，“那個時候通過找接收單位留下的人很少，很多留下的都是沖破了當時的體制。”所謂的沖破體制主要是指擺地攤、賣報紙、送盒飯之類。

　　“當地人都很奇怪，他們說，我們這里這么落后你們過來干嗎？很不理解。” 為什么要來海南？秦建國給自己的解釋是，為了尋找一個能夠真正有所作為的地方，“原來那種壓抑的死氣沉沉的生活，并不適合我。”“關鍵是那個時候人都很有信心。”秦建國如此解釋當年的不辭勞苦。

　　“其實是奔著人的自我釋放。”當時任職于重慶建工學院的邢增儀，在新華社消息發布的第二天，她就帶著學校的骨干力量到海南考察項目，“我們要幫海南做規劃設計。”多年后，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禁錮得太久了，需要有一種新鮮的自由的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海南建省給了這么一個機會。”

　　不過，夢想歸夢想，一看到瓊海的領導，邢增儀還是嚇了一大跳，“五套班子說好了五點鐘在縣委辦公室等我們的方案，我們領導一去，全部的領導，縣長、書記全都是光著腳，盤著腿坐在那里，這是海南的習慣，全都那樣，我們心里想怎么會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