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上講，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努力是認同的、贊賞的。

　　產業結構具有剛性和慣性。隨著經濟復蘇，要警惕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彈　　　　

　　記者：調結構對節能減排意義重大。今年我國GDP“保八”沒有問題，在保增長的同時，調結構這個目標完成得怎么樣？

　　潘家華：對中國來講，受發展階段的限制，調結構實際上是很難的。為什么難？一是結構的剛性，二是結構的慣性。

　　結構的剛性說的是在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消費品，因而，工業所占的比重必然高。不高的話怎么辦？我們鋼材、水泥到美國去買？美國鋼材年產量才1.1億噸，我們一年就消耗5億噸。我們不可能依靠中國以外的一個世界工廠來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提供巨量的原材料產品。所以我們喊了這么多年調結構，就是調不下來，這是剛性所在，不是想調就調的。我們調，只能是微調，不能大調。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第二個就是結構的慣性。因為調結構需要時間，只能一步一步來，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要寄望于調結構立竿見影。關鍵是要提高能效，改變消費模式，提高清潔能源的比例，這樣我們節能減排，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對世界的承諾，才能落到實處，見到成效。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需要警惕國際金融危機過后，隨著經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彈。

　　潘家華：金融危機來臨的情況下，能源需求改變，打擊最大的是高耗能的企業、高耗能的產業，這就使得節能減排的壓力大大降低。沒有金融危機沖擊，我國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目標可能很困難。

　　隨著經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1998年—2002年能源消費是負增長，1999年降幅高達9.3%。危機過后能源消費迅速大幅反彈，2001年增長9.4%，2002年增長14.8%，增長迅猛。現在金融危機應該是已經探底，經濟開始恢復了，投資會增加，生產會滿負荷，居民收入會增加，消費也會擴大，能源消費的增長是必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保證新型工業化中節能減排型的經濟恢復，而不是不問青紅皂白，只要能夠“保八”就大上硬上。金融危機沖擊，使高耗能的產業、產品萎縮了一些，現在我們絕不能讓那些高耗能、被淘汰的東西再冒出來了，要把產品和產業結構轉型的成果固化下來，不要反彈回去。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新的投資中，一定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產力的，單位碳的產出越高越好。

　　第三，消費方面要倡導節能減碳型的生活方式。經濟危機中，中國“保八”是成功的，老百姓兜里的錢估計不會下降，還會增長，兜里有錢后，消費模式絕對不能像美國那樣高消費，如果我們走向美國的消費模式，將來會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