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強調中國不應承諾“總量減排”目標，稱減排行動已經贏得國際贊賞

　　中國政府最終宣布，至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此前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承諾“2020年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強度”后，國內外對“大幅度”所代表的具體含義一直沒有停止猜測，而40%-45%已達到此前各方揣測的峰值。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則將攜這一數據與中國政府的誠意，出席12月7日召開的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

　　按照“巴厘島路線圖”，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將制定2012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安排。即使美中兩個大國選擇同一天公布其承諾減排目標，但由于各方利益訴求存巨大差異，哥本哈根談判能否逃脫破裂厄運最終達成協議，卻依然撲朔迷離。

　　對華影響

　　金融危機后能耗面臨反彈

　　昨日，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潘家華向記者表達了他對于中國減排目標的擔憂，他認為，中國承諾總量減排可能造成GDP負增長。

　　GDP增1%帶動能耗0.8%

　　潘家華說，首先中國在總量減排上絕對不會做出讓步，因為這對經濟影響太大。根據測算，目前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源消耗就要增長0.8到1個百分點。即使調整產業結構使用清潔能源之后，這一數據也不會低于0.5%。所以，如果在總量上控制的話，那么中國的GDP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這是不能承受的。他坦言這樣的態度可能會使中國在哥本哈根峰會上面臨壓力，但他也強調，這幾年中國非常明確地進行節能減排行動，依然贏得了很多贊賞。

　　對于中國政府剛剛公布的40%-45%這一減排強度，潘家華認為，除了總量減排，強度減排毫無疑問也會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當中具體的函數一時還難以計算。這都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了很嚴峻的考驗，雖然中央已經提出了“調結構”的目標，但是經濟結構有一個剛性與慣性，徹底調整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局部調整，也需要相當的時間。

　　降耗靠金融危機“幫忙”

　　長期研究環境經濟的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陳迎，昨晚也向記者表達了類似觀點。她認為，40%—45%的降耗目標難度相當大，對于中國工業來說會有比較大的困難。

　　陳迎說，4萬億投資下去后，建設了一批基礎項目、設施，現在很多在建的項目還沒運行起來，都是未來的能耗大戶。她認為，等到金融危機過去能耗肯定會起來，甚至不排除再出現1997年金融危機后的能耗一度上翹。“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國家也投資了一批基建，經過幾年運行起來后，導致2000年到2005年的能耗特別高。”工信部部長李毅中此前也曾指出，今年上半年的工業節能降耗成績不錯是靠金融危機“幫忙”才取得的，而下半年隨著工業形勢好轉起來，能耗立即就上去了。

　　峰會前景

　　兩大集團減排分歧難彌合

　　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潘家華向記者表示，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與會各方應該會達成一個框架性協定，至于框架的具體內容則依賴于各方的博弈和互動，其中對于長遠目標會有一個定性的描述。

　　發達國家減排目標約16%

　　在具體減排目標上，目前兩大談判集團，即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減排目標的訴求上存在巨大差異。按照“巴厘島路線圖”，發達國家到2020年至少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至40%，如果按今年6月在德國波恩擬定的更高標準，到2020年發達國家則應減排40%-45%，從目前看來這存有很大難度。

　　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減排幅度超過40%，但是發達國家目前做出的承諾大都在25%以下。他介紹說，在已經公布了中期減排目標的發達國家中，只有挪威、瑞士等國達到了25%-40%的范圍，歐盟的30%算是比較高的，但也是條件承諾，澳大利亞提出的只有5%，日本的25%同樣是條件承諾。綜合目前已經提出確切數據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大概為16%。

　　他向記者預測，最終的哥本哈根的協議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認可16%上下這一數據，第二是放棄本次達成共識，在今后的談判中再加以明確。

　　每年“消災”需千億歐元

　　對于中國的使命，潘家華認為，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一樣，承諾的力度取決于發達國家的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兩個方面能否讓步，只有發達國家明確表示為深度減排提供資金和技術，發展中國家開展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才會具體。之前歐盟已經明確，到2020年發展中國家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每年需要約1000億歐元資金，但是歐盟沒有提出到底承擔多少，美國也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數字來供討論。總之，哥本哈根最終能走到哪里，依賴于各方的互動，這目前依然是個謎。 本報記者 李靜睿 鮑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