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增多對我國的影響

　　胡江云等專家認為，我國外向型制造業基本上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國際競爭力不強，國際上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增多，對我國的產業造成非常嚴重的沖擊。總體來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的惡化，中國出口出現大幅度負增長。2009年全年出口下降幾成定局，這將是中國自1994年以來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

　　二是致使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調整壓力加大。我國出口結構性問題凸顯主要涉及兩類商品：一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二是資源型、高耗能型和高污染型產品，對“兩高一資”出口商品的調整壓力，基本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需要。但勞動密集型的下調壓力加大，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負面影響較為突出。

　　三是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復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使得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部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包括食品、紙制品、動物產品、鞋帽傘、木制品等。貿易保護主義的持續抬頭，不僅不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復蘇，而且不利于整個世界經濟整體復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增多和中外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我國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并成為影響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因素。隨著宏觀層面利益沖突的凸顯，國際上“中國威脅論”再次抬頭，并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如何應對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綜合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清華大學等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遏制和應對國際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我們應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調整貿易戰略，加強貿易支持體系。

　　一是今后我國宜由關注貿易順差轉向關注貿易平衡，由關注貿易額轉向關注提高生產率，使傳統的貿易戰略向促進國際競爭力的貿易導向戰略轉變。出口政策宜轉向側重以質取勝，減輕出口與內需的資源爭奪；進口政策宜轉移到進口國外資源與技術設備并重上來，形成內需與外需對立統一的局面。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特別指出，我國應該鼓勵出口，但必須保證這種出口經濟的效率。我國長期以來在土地、原材料及環保執行標準等方面對制造業的要求不夠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對制造業的一種保護，但這種保護是沒有效率的，因此過去對出口和制造業的補貼政策亟待改變。

　　二是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貿易救濟體系。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巡視員宋和平認為，我國宜加快制度調整和創新，盡快建立符合WTO規則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消除可能誘發他國對我國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因素。同時，宜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應對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壁壘的法律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加快與國際貿易摩擦相關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的建設，健全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國際貿易摩擦預警機制，學好用好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于立新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內，如何充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遏制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程度地維護中國的自身權益，成為我國政府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為此，必須加強對WTO爭端解決機制和程序的研究預判工作，并成立監督其他國家履行WTO義務的專門信息情報機構，合理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其他成員方對我國實行的各種不公平的或者歧視性待遇及時提起反訴訟。

　　四是支持和壯大中國研究機構和智庫的力量，增強它們對政府決策的智力支持，并組建專門的中介組織、咨詢企業或機構，為外貿企業提供全面的國際貿易咨詢服務。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認為，我國宜在政府主導下組建智庫，組織有關專家學者就國際貿易問題進行綜合性研究，并在其間形成分工合作的研究機制，為我國政府和企業應對國外保護主義做好前期研究，提供對策建議。農業部國際司原副司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兼職教授趙龍躍認為，鑒于中國的政府機構受編制所限，應該發揮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智力支持作用。由經貿研究機構定期收集、整理、發布國外各種貿易壁壘的最新動態，研究主要貿易對象和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提示有關企業及時采取防御措施。

　　爭取市場經濟地位，合力應對貿易保護。

　　一是積極開展政府間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爭取各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近年來，一些國家已宣布不再視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我國政府在談判、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議時，宜把不對我國實行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措施作為一項重要內容。肖耿認為，我國宜考慮利用奧巴馬下月訪華的時機，積極促成美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對歐盟等其他經濟體形成示范和帶動效應。

　　二是合理運用WTO規則，回擊國外對我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認為，當我企業遭遇國外貿易救濟調查時，在積極準備磋商解決的同時，可靈活運用WTO規則，盡快擬定出一個短期的反制措施預案清單，對那些對我國濫用貿易保護的國家起到威懾作用。

　　三是重視和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增強企業應訴能力。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陳文敬認為，我國企業必須學會在規則下競爭，并密切配合政府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積極應訴，據理力爭，將損失降到最低。同時，宜規范出口商的市場行為，避免授人以柄，并通過行業組織協調本行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防止出口商之間的惡性競爭，尤其是杜絕個別企業的低價傾銷行為，降低國外對中國反傾銷指控的幾率。

　　四是借鑒WTO機制，加強國際貿易機制建設。王勇、肖耿等專家認為，遏制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要重視加強國際協調，盡可能地通過多邊渠道予以解決，促使貿易摩擦非政治化，盡量避免雙邊貿易戰。

　　重點應對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美國利益集團驅動的貿易政治特點，專家們認為，對于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國當采取以牙還牙的對策，調動希望穩定中美關系、繼續立足中國市場的力量，讓他們更加積極地向國會、總統游說和施壓，參與到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當中。

　　對此，肖耿認為，美國的選舉政治決定了其有關政策并不一定代表美國的全局利益，其國內政治角力的解決有時需要一定的國際壓力。因此，對于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提案，中國一定要在第一時間作出強烈反應，為美國總統否決提案營造合適的國際環境。

　　宋和平、梅新育強調，遏制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應注重加強中國的反制能力和企業的應訴能力，增強貿易報復的威懾力，這將決定談判的力度。而增強貿易報復的威懾力，歸根結底需要將其落實到美國決策者個人的政治利益，使其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面臨受到損害的威脅。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張立平認為，中國遭受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美國多個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做好美國國會的游說工作也非常重要。鑒于這當中一些美國利益集團與我國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宜充分發揮這些利益集團的積極性，由其代表我方進行游說公關，其效果將更好。(記者 王志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