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琪表示，未來全球原材料價格的上漲、部分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頻繁、發展低碳經濟等因素，都可能導致本輪經濟增長的成本提高。預計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在明年的退出速度比今年加快，這對我國貨幣政策的連續性、有效性提出挑戰，也對我國匯率政策保持合理均衡導向提出挑戰。這就使得我們的貨幣政策，包括貨幣數量政策和以利率為代表的價格政策的調控難度增加。

　　“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宏觀調控最復雜的局面還未到來。”劉世錦認為，明年宏觀調控目標可采取經濟增長與物價的“雙穩”方針：將物價努力控制在3%以內，經濟增長率則保持8%-9%較為合適，超過這一區間則可能導致經濟過熱。

　　在這一目標之下，貨幣政策何時選擇退出？央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他提示，我國政策的退出和其他國家有所區別：首先，我國的貸款進入了企業，而國外注資主要進入了市場；其次，國外貨幣政策更多依靠價格引導，我國更多的是依靠數量調控；再次，對我國經濟是否各方面都已向好還需謹慎判斷。

　　相比討論各項刺激經濟政策何時退出，“調結構、促改革”被學者們更多提及。

　　李揚認為，未來還需要依賴投資來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首要任務是要調整投資結構。他表示，調整投資結構，需明確要“以創造就業為投資第一要務”。今年以來實施的投資計劃大多投向“鐵公雞”項目——鐵路、公路、基礎設施，這些項目拉動就業的效果很小。

　　他還強調，要調整融資結構。如果用銀行支持投資的話，只能形成投資主體負債的增加，為未來的危機埋下潛在的危險。必須改變這樣的結構，所有支持直接融資發展的措施都應支持，所有創新、所有能夠使得債務性資金轉化為股權性資金的措施都應該支持，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得融資結構和投資結構相吻合。

　　李揚表示，目前調控措施出現了新的向好的變化，即通過微觀調控、監管、體制調整解決問題，而不靠宏觀措施解決。例如“對銀行的放貸約束，從原來的控制規模轉到現在的利用資本充足率的約束來調控”。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馬宇認為，宏觀調控應考慮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壟斷行業的投資市場，并盡可能開放進口市場。對于開放帶來的監管層面的沖擊，馬宇認為，只有先開放，才能后提高監管能力。

　　財稅政策方面，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當前各項改革面臨一個非常寶貴的時間窗口，應該不失時機地盡快推出資源稅費上調方案，并在房地產市場合理推出物業稅。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主任范劍平建議，較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延續已經出臺的促進消費政策，繼續實施對“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節能產品惠民政策”、“汽車、家電以舊換新”、經濟型轎車、居民購買首套住房的稅收優惠；加大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對有的城市遲遲不能完成當年保障性住房財政投入的情況，要從當地其它投資項目審批方面予以限制；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

　　范劍平還建議，允許民間資金以適當的方式進入金融市場提供金融服務，大力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草根”金融企業，加大小額貸款公司的推廣力度，適當加大民間金融機構的杠桿比例。推進壟斷行業市場準入改革。在鐵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壟斷行業和公用事業與社會發展領域引入競爭，盡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業準入制度，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領域。國有資本應從房地產等競爭領域逐步退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