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借鑒中國工業化模式”

　　他在這本書中分析了印度與中國差距的具體規模，認為印度必須借鑒中國快速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才能真正躋身大國行列。

　　他認為，自1978年起北京的決策者推行“開放”政策，中國經濟開始了被世界銀行稱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削減貧困過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借鑒了東亞國家的模式，即由出口拉動、以制造業為先導，推進工業化進程，但在規模上顯著放大。2000年以來，中國在跨界貿易和投資領域非常活躍，已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市場結構，是美國和西方經濟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已處于該地區制造業的中樞地位。相比之下，印度制造業發展落后，基本把自己排除在外。

　　近年來，中印兩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但多數勞動人口都靠農業養活，人均收入仍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低得多，甚至也低于大多數拉丁美洲和東盟國家。印度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實事求是地講，印度消除貧困的任務非常艱巨，而中國的經驗提供了一條解決問題的出路。

　　他說，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值得印度學習的地方，希望他所做的比較研究能夠幫助印度更好地設定自己的參考目標。“如果印度的決策者不能有效解決至關重要的發展目標問題，印度追求大國地位將是一句空話。”

　　“掌握管理和民主的平衡”

　　對于西方一些學者認為民主制度是印度經濟發展的優勢，他認為，事實上民主制度在目前這個階段對印度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有限，反而更多地表現出拖累發展的副作用，因為一方面民主決策速度較慢，另一方面很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在競選中連任，而不是像中國政治領導人那樣投入更多精力關注發展。

　　莫漢同時提到，雖然中國的制度利于經濟迅速發展，但目前發展中積累的社會矛盾，未來需要通過民主的方式協調，才能保證繼續在正確的道路上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求中國從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經濟發展要求印度從民主走向管理。兩個國家都需要探索如何掌握管理和民主之間的平衡。” (本網駐新德里記者 毛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