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大大提高中國勞動者的報酬。目前，在一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企業財富向資本傾斜。在多種分配要素中，與資本收益相比，勞動報酬低的問題日益突出。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源是：中國勞動力特別是普通勞動力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而中國的資本又長期以來處于短缺態勢。這就為企業壓低勞動力報酬提供了很大空間。據了解，中國企業職工的工資一般僅占到運營成本10%以內。這種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現象，又由于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勞動力報酬談判機制，就更加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財富“初次分配”中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勞動者生活狀況的改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要從國家的角度，認真調整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壓縮行政開支，打擊腐敗、杜絕浪費、實行嚴格的資金監督，盡可能地加大城鄉居民收入的份額，在稅收制度上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負擔。今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曾強調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許，人們并不知曉，被戲謔地稱為“城民工”(與“農民工”相對)的城市一般工薪階層的平均工資也僅為正常勞動價值的75%以下。如果按照去年GDP總額30萬億元計算，把勞動報酬所占比重提高10個百分點，即拿出3萬億元人民幣來返回公眾，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境遇將會有多么大的改善，也就自不待言了。

　　第五，要進行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社會改革。目前，已成為中國工人主力軍的廣大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僅為正常勞動價值的一半。讓這些在城市有相對穩定工作的農民工直接轉化成城市居民，農民工的正當權益勢必得到更多保護，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會迅速提高。同時，農民人口的減少也會間接地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

　　由國家財政出資，努力實現醫療教育社保的有差別的城鄉全覆蓋，這也是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徑。雖然屬于間接途徑，但因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是進行收入分配改革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極為重要的環節。如果有人對這些社會福利保障事業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那么，中國公眾因有醫療養老的后顧之憂引發的消費率大降，就足以引起我們的警覺了。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為35.4%，比22年前的1985年居民消費率的52%低了約17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最低點，比發達國家更是低了30個百分點。

　　僅僅從以上這些有點大而化之的改革列項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改變與調整中國現有的收入分配狀況，是一項多么龐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從技術層面講，這項系統工程既有白手起家的制度建立與健全，又有揚棄陳規的拆分與厘清。從改革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講，這項攻堅性的改革必將觸及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由此也會激起某種消極性抵制甚至對抗性怠工。無論是壟斷性利益集團還是國企企業家，無論是可以執掌國有企業命脈的某些黨政機構，還是處在勞資糾紛激烈之中的民營企業家；無論是集中了巨大財力也集中了分配權力的財政部門，還是因勞動技術含量低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的農民工，都會在這項改革中用各種平和或激烈的方式維護自身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訴求。無數的明規則潛規則在這種利益的博弈中顯現，無數的明交易暗交易在權衡比較中運行。應該說，這場收入分配上的改革不會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它所喚醒的公民權利意識會比任何一種改革都更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通，因而也將決定中國今后數十年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