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的白領階層是改革開放30年中興起的。由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他們的生存狀況每況愈下，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變得的抑郁了。

　　白領群體的崛起

　　在生活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提“改革”二字。然而，何謂改革？改革只是隨意而簡單地對現狀進行改變嗎？在詞典中可以輕易查到對改革的定義。它指對舊有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變動。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也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大家也似乎都喜歡改革，市場改革了，醫療制度也改革了，社會要進步，時代要變遷，這一切似乎都依賴于改革。

　　有人說，改革是好事兒，停滯不前才是可恥的，那樣的社會只能原地不前甚至退步。也有人說，社會要進步，就必須改革，任何時期想要創造一個新的時代，都是通過改革換來的。也有些人會提出疑問，為什么改革呢？還有一部分改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過程太過復雜而悖于原來的初衷，實在可惜。

　　中國人目前的現狀如何？真是如任志強所言“中國人太有錢了，房子太便宜了”嗎？國內的一部分人也許真是有錢，但民間的說法是，國內51%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數富裕個人和家庭手中。那一部分的人確實有錢，他們住的是豪宅，隨便一買就是好幾套房子。而另外那些人呢？他們拿著微薄的收入，住著租來的房子，沒日沒夜地奮斗著，一套房子、一輛車就足以讓他們奮斗終身。

　　“社會是進步了，先富起來的人是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后富的人則暫時沒有得到利益，這個利益的失衡分配也就造成了如今的貧富差距，并且差距正在不斷擴大。大多數人窮其一生，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只能奮斗到一個中產階層。中國的白領最有希望成為這個階層。然而，隨著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的來襲，這個團體有些‘受傷’，他們失業的失業，破產的破產，其中很多人被高額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一位在某外企從事多 年的白領說道。

　　隨著時代的進步，近10年來，有那么一種身份在崛起，靠工資能買得起房子、開得起車、生活處于小康水平，思想意識則為個人消費的現代民眾意識，這些人正成為我國中產階層的主力軍，而其中的大部分為白領。

　　“我們很幸運，也很不幸”

　　白領是指那種在高級寫字樓里上班的專業技術人員，特點是高學歷、高收入。特別是寫字樓里的外資企業，更是白領群體云集的根據地。白領的產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典型現象，也證明了一點，“知識改變命運”。白領意味著體面的工作、優雅的外型、豐富的精神體驗。因此，白領成了全社會人人稱羨的身份，它正在迅速崛起，并為中產階層注入血液。

　　然而，卻有股力量向著他們襲來。于是，他們收入減少了，生活習慣改變了，甚至失業了。

　　一個在外企工作了12年的白領告訴記者，沒有背景的我們沒有什么機會發展，唯一的發展途徑就是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通過知識提升個人能力，用以實現自身價值。

　　她認為，隨著外資的引入，外企逐漸興盛起來，這讓官本位文化色彩濃厚的國度有了一絲新穎的氣息，也讓知識分子有了發展的機會。在國內，要取得發展、改變命運的途徑有兩種：一是當上公務員，進入仕途；二是進入外企工作。眾人皆知，前者是非常不易的，不僅需要通過成千上萬人的競爭，還往往需要足夠強大的人脈關系和財富實力。

　　通常人們也只能選擇后者，或者在私營企業工作。

　　她說道：“我們很幸運，也很不幸。幸運的是，我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外企來改善自己；不幸的是，有一股力量在侵蝕著這個環境。”

　　據她表示，外企雖然待遇豐厚，但是卻沒有像其他某些行業有著所謂的灰色收入，所以在收入以及納稅上是非常透明清晰的。白領的確是在國內興盛了一段時間，但好景不長，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各大外企遭受了經濟危機的嚴重沖擊，尤其外企員工還遭遇了一些不利政策，那種想抱著外企“大腿”尋求發展的努力也逐漸不行了。

　　當記者詢問其對“吉林通鋼事件”的看法時。她表示，可以理解這起事件的發生，因為當改革重組發生后，許多工人面臨著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的前景，加上現在環境這么不景氣，而且又沒有說話的渠道，他們只能通過某種方式來宣泄自己的壓力。

　　她認為，有些改革措施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實施時，卻忽視了一些人們的利益，以致于取得了相反效果。譬如，近兩年公積金的某些改革變動。她說：“本來我每月能取得四五千元的公積金，由于新政策規定的上限，使得我每月僅能拿到2000元的公積金，比以往降了好多。”

　　另外，她提到了《勞動法》的修改。原本外企員工被裁員后，可以取得額外一年的工資補償，即裁員費。但由于現今的規定：失業后的補償不得高于平均工資水平的3倍，假定當時的平均工資水平為3000元，那么失業者最多只能取得額外9000元乘以12個月的工資補償，這樣對外企的員工是非常不利的。一旦他們的工資高于9000元，他們就得獨自承擔這些損失，而企業一方的裁員成本就因此大大降低了。當然，這些工資高于9000元的人就大部分集中在外企當中。

　　為此，一位剛入職一年多的某外企員工對這點也表示了憂慮。他說：“雖然現在的稅后收入還沒達到這個數，但是按照單位的工資上升率，兩年后就能過這個數了。雖然覺得自己能力不錯，但萬一哪天‘災難’真降臨到頭上了，那就真挺難受的”。

　　這樣的政策，看起來初衷是為了限制高收入者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舉措。實際上，在他們看來，更像是一場政府與企業間的博弈所產生的結果。“某些企業不想承擔更多的責任和負擔，而政府又得最大限度地保護工作者的利益，這么博弈的結果可能就造成了《勞動法》的修改，但這樣的改革似乎對企業更加有利。”

　　她表示，這些措施的直接影響就是，讓他們的收入降低了，而且個人的習慣也不得已作出了一些調整。

　　“我們雖然不能開源，但總能節流吧。我覺得整個消費欲都減少了很多，以前看上的東西都會直接下手購買，到了現在，反倒得掂量掂量了。”隨后，她指著身上的衣服說：“這件就是在我家樓下的地攤買的，才50多元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