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同意他們用你的名義維權？”面對記者的問題，李智勇很快就回答：“是的，是我同意用我的名義的。要知道面對猖獗的盜版行為，多一個人來維權打假有什么不好？”

　　“你不怕損害了你的名譽？”面對記者的提問，李智勇有些猶豫：“在廣東省內(用我名義維權)的(人)還是要告訴我的，在廣東省外的一律不允許。”

　　涉嫌不道德但不違法

　　以李智勇團隊為代表的反盜版隊伍迅速壯大，引起了知識產權界及法律界人士的關注。

　　北京鑄成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律師姚克楓，在得知李智勇的保證金有可能是由網吧老板提供及李智勇團隊一直主張以“和解”方式進行維權時分析：“李智勇保證金如果真的來自網吧老板并因此導致他的反盜版行為有所傾向，也只能說他的這種方式會產生爭議，會給反盜版的公正性打上問號，但他沒有違反法律法規，也不存在不正當競爭的嫌疑。”

　　“不管怎么說，李智勇的行動以及他個人的曝光刺激了國內影視行業反盜版的現狀。”姚克楓強調，“畢竟，他的行動號召了很多人參與了這項工作”。

　　姚克楓認為，李智勇等能迅速組成職業反盜版團隊，其實是一種原始的利益驅動。網吧雖然是目前影視侵權最猖獗的地方，但網吧本身的生存境遇，特別是在北方二三線城市的生存境況不佳。“棄暗投明”的網吧老板們非常坦白：“我就是看到了職業反盜版人的利益空間遠遠大于我開網吧才來做的。”

　　“李智勇模式”的生存空間

　　知識產權是無形的產權，這種無形性加上網絡世界的可復制性導致了影視侵權的泛濫。“這么多年，在知識產權方面的維權行動一直在進行，但效果并不佳，主要原因對于類似網尚這樣的版權擁有方來說，不僅要花大力氣進行取證，且維權過程和時間漫長，但最終獲得的賠償與所付出的并不成正比。”姚克楓表示，“現在很多影視發行公司就是靠民間打假在維持公司運作”。

　　國內影像發行公司廣東中凱的一名法務專員也表示：“在中國目前版權侵權還相當嚴重的情況下，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人，任何影視公司是無法生存的。沒有我們維權，公司在音像版權上的投入就會打水漂。”由此可見，“李智勇模式”的誕生及迅速壯大有著基礎。

　　姚克楓給多家影視劇版權公司打過知識產權官司，他稱版權官司“耗時太長”、“收益非常小”、“影視劇維權成本過高”。一個知識產權官司從取證到判決生效，需要大約半年時間，現在網上視頻侵權現象嚴重，取證更難，半年時間有時都不夠。即使法院能判對方侵權，但由于知識產權屬于無形資產，影視劇侵權官司的賠償近些年金額越來越低，“在北京一部影視劇能陪3萬已經不錯了”。此外，并不排除有的官司還面臨訴訟失敗的危險，失敗就意味著取證費、律師費、訴訟費等都“付諸東流”。

　　另外，公證費對于影視劇版權方來說也是筆不小的開支。影視片版權維權取證是各地公證機關喜歡的訂單。維權成本過高成為許多影視版權方對盜版“睜只眼閉只眼”。

　　也因深知維權費用過高，李智勇往往選擇“批量維權”，這也是李智勇能掙大錢的原因。單獨取證一部影視劇盜版并起訴一個網吧或酒店，成本包括兩名公證員、一個取證人員的人力開銷，訴訟成本，總計2萬元，但這部片子一般只能判賠5萬元，即使勝訴，5萬元為李智勇、版權方及律師平分，即李智勇能得到1.7萬元，少于此前他付出的成本約2萬元。所以李智勇一直選擇集體取證多個網吧或酒店侵犯多部影視劇版權這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