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經有13城市上調了水價或正在準備上調水價。飲水標準提高、“洋水務”介入和管理成本高共推漲價

　　憤怒的網民們很容易就把全國十幾個城市紛紛擾擾要漲的水價，與剛剛陪客吃飯飲酒過量而突發心臟病死亡的武漢新洲區水務局副局長聯系在一起。醉死的局長與上漲的水價，這代表了走過聽證會等程序的水價雖然有著合法的外衣，但卻普遍受到是否合理的質疑，漲價難以服眾。

　　水價上漲的動因究竟是什么？是資源的枯竭？是外資的陰謀？還是把自來水公司的虧損轉嫁到市民的頭上？對此，本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經有13個城市上調了水價或者正在上調水價的路上。

　　廣州在本月剛剛提高了污水處理費，每噸從7角漲到9角，為了達到盡量不觸發市民反面情緒的目的，政府部門刻意強調漲的是污水處理費，不提“水價”二字。因為很多市民并不清楚，我們目前的水價中其實是包含了污水處理費這一塊的。

　　上海，在經歷了激烈交鋒的聽證會之后，水價開始了兩步走的漲價策略。2009年6月20日起，上海市每立方米綜合水價從1.84元調整為2.3元；2010年11月20日起，再調整為2.8元。

　　北京在日前首次明確提出了今年將適時調整水價，水價調整方案最快有望兩個月內出臺。雖然北京目前已經是全國水價最高的城市，自2001年以來，北京連續四次調整水價，綜合水價從每噸3.01元提高到目前的5.04元。按照專家的說法，水價占收入比約為2~3%，與歐美水平相當。

　　我們還可以列出一串名單：南京、無錫、揚州、常州、蘭州、昆明、河南周口、駐馬店、銀川等。

　　據最新統計資料,36個主要城市水價平均為3.77元/立方米,與去年同比提高了4.7%。

　　這一輪全國水價的上漲已經成為定局。

　　這輪水價上漲醞釀已久

　　“這輪水價上漲并不是突然暴發，其實醞釀已久。”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告訴本報記者。“2008年遇到通貨膨脹，CPI迅速走高，讓各地的水價上漲計劃紛紛流產。”于是，CPI持續低位運行的今年，自然被看成上調價格的最好時間窗口。

　　與供排水企業嚴重虧損、提高水資源利用率等通常在聽證會上給出的漲價理由不同，傅濤分析了漲價背后的深層次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國飲用水標準的提高，到2012年國家標準《生活飲用水水質標準》將實施，水質檢測指標將從目前的35項增加到106項。這種情況下我們原來的水廠必須面臨著改造，我們水廠的傳統工藝已經不能應付。這一國家標準是與歐盟和美國的飲用水標準接軌的。但要改造就要錢。”傅濤表示。

　　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介紹，中國目前95%的水廠都是采用混凝、沉淀、過濾、氯消毒等技術流程。但隨著水源污染不斷惡化，作為消毒劑的氯的添加量正在增加，這一點，使用自來水的普通市民也很容易有感性認識，比如養魚的水要放一晚上。隨著氯的增加，氯化過程產生消毒致癌副產物不斷增加。一些抗氯性病原微生物也無法處理，這都對水質安全帶來隱患。

　　“第二，在目前水價中的構成中，污水處理費是重要一塊，很多城市漲的也是污水處理費。這是因為，我國的污水處理率以每年20~40%的速度提高，大量污水處理廠在建設之中。打個比方當你收了100噸污水處理費時，只處理20~30噸污水，每噸七八角的價格足夠了，但現在你要處理80噸污水了，錢就不夠了。”傅濤說。

　　雖然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的調研顯示，有無外資介入與各個地方的水價上漲并不相關，但記者調查發現，外資水務公司在中國的攻城略地確確實實影響了中國的水價體系。特別是在“洋水務”進入中國的初期，地方政府出于“引資沖動”和“甩包袱”的心理，與洋水務們簽訂了不切實際的購水合同，帶來了自來水企業的巨額虧損，為了填補虧損黑洞，漲價就成為政府和自來水企業的救命稻草。

　　“洋水務”高價收購陰謀？

　　蘭州的水價調整聽證會正在進行之中。1997年蘭州供水集團和法國威立雅水務投資有限公司共同組建的蘭州威立雅水務有限責任公司。其中，威立雅水務共出資17.1億元，獲得蘭州供水集團45%的股權。當時與威立雅一起競標的另外兩家水務公司最高的標價僅有7億元人民幣左右。人們驚呼威立雅水務公司為什么要多掏近10億元？它們靠什么來收回成本？高溢價收購最終是否會是市民買單？

　　事實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威立雅自1997年進入天津獲得第一個項目起的10多年時間里，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后上調了8次，由每噸0.68元提高到3.40元。”

　　記者曾經采訪湛江廉江的一個中外合資水廠，建了十余年一直沒有投產。因為根據合約，廉江市自來水公司要向合資水廠購買其生產出來的自來水，投產的第一年每日購水量不得少于6萬立方米，并逐年遞增。而廉江市2006年的供水量僅為2.6萬立方米。廉江市自來水公司算了一筆賬，每立方米水的成本高達4.58元，而當時自來水的平均銷售價格1.55元。這樣，第一年廉江自來水公司就要虧損兩千四百多萬元。

　　廉江市政府最后的選擇是頂“不誠信”和“破壞投資環境”的“罵名”不執行合同。

　　其實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出現。1998年，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將原來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公司與外資合資，其后，居民平均水費比合資前高出76%。這些外資公司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借口繞過政府監管部門，私自修改合同，單方面提高水價，引起騷亂。菲政府不得不在2002年12月花巨額收回股權，終止合資。同樣情況也曾出現在加拿大和南美。

　　事實上，在目前漲價的聽證會上，水務公司漲價的第一理由就是虧損。但這種虧損有多少是公司本身機構臃腫、生產效率不高等自身管理不善造成的呢？“公司本身人員成本過高等因素并不應當成為水價的一部分，讓老百姓來承擔。”傅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