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投資中國比投資其它國家更感興趣，我特別對私人股權感興趣，中國總的前景很好，許多實業里面會發生很多兼并，而資本市場能賺大錢的機會就是來自兼并和資產重組。我個人不是美國投資人的代表，但我認為在紐約上市的中國公司價值遭到嚴重低估。”

　　著名國際投資家、量子基金主席索羅斯昨天在杭州江南會與50多位浙商對話時表示，中國經濟已經復蘇，但因全球經濟復蘇存有不確定性，全球牛市仍未到來，故他不會大量投資股市及固定資產。79歲的索羅斯上午剛從上海到杭州，一臉疲倦，耳朵還要依靠助聽器，但并不影響他思維的敏捷、判斷的一針見血。

　　與格林斯潘的兩次聚餐

　　索羅斯的開場白，幾乎是一個近乎專業的課程解析，同聲翻譯翻得磕磕絆絆，我反復聽到一個詞“反身性” (reflexivity)，這是20多年前索羅斯就提出的“反身性理論”，這個理論，在投資領域被他用得如魚得水，卻一直不被哲學和經濟學界所接受，直到本輪金融危機爆發。

　　這個概念的一個關鍵點在于：投機。

　　索羅斯反復暗示人們，賺錢更多程度上是投機之道。因為按照他的理論，人們對于經濟事件的頻繁驗證，會推動這一事件朝著人們預期的方向發展。這個理論和近十年來盛行的自由市場理論相悖。

　　昨天，索羅斯談起了他與推崇自由市場理論的格林斯潘(前美聯儲主席)的兩頓聚餐，聚餐的主題，正與自由市場和金融危機有關。

　　“2008年6月和11月，我和格林斯潘吃了兩次飯。第一次吃飯的時候，他認為金融創新對社會有好處，可以提高效率，有時偶爾干預一下，代價會比較低。我反對他這個觀點，但我不得不說這個觀點是合理的，我反對是因為付出代價的不是得到好處的人，我認為不公平。然而，到了去年11月份碰面的時候，金融風暴已經擴大，他接受了我的觀點，雖然他口頭上不說，但心底他承認他犯了錯誤。”

　　索羅斯將這次危機視為“反身性”的一個活生生的說明：市場并未反映客觀真相，市場參與者相信房價總是會上漲，這些信念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最終，“超級泡沫”無法再持續下去了，于是就出現了2007年的信貸危機、2008年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等等。

　　在索羅斯看來，泡沫、價格的推高，是市場的錯誤造成的，大家都誤解、并堅持了這個誤解，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而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尤其是他們對“金融市場會自我糾正”這一假設，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索羅斯和蓋茨、巴菲特的不同

　　昨天中午，自稱“壞孩子”、人稱“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出現在杭州“江南會”會所吃飯。飯后，因為老頭要小睡片刻，原定2點半開始的對話要延遲，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云的開場白就開說了一刻鐘救場：

　　“純粹是一個私人朋友的交流。”他反復強調，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很多人對索羅斯的印象停留在“金融大鱷”層面，其實索羅斯是個很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老先生，“社會工作者，才是他對自己的定位。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他第一個告訴我的。”

　　馬云說，第一次認識索羅斯，是在8年前的達沃斯論壇上，那個冬天的圍爐晚餐，討論的是企業社會責任感。

　　第一個發言的，是被譽為“窮人銀行家”的孟加拉鄉村銀行行長穆罕默德·尤努斯，第二個就是索羅斯。

　　“他跳起來說，企業的第一社會責任感就是賺錢，第二就是交稅，第三就是對員工好；一家不能賺錢的企業，本身就是社會的負擔。”馬云當場被震撼，并隨之開始了交往，“慢慢就發現，他是個非常善良、極具社會責任感的人。”

　　說得興起，馬云比較起了自己認識的幾位“大腕”：“我很幸運，認識了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和索羅斯這些人，他們教會我換一個全新的角度去思考，就好像我住過了五星級賓館，回頭就能分辨出，哪些是三星級賓館。”

　　馬云抖料，比爾·蓋茨的特點，是能從一團亂麻中迅速抓住關鍵點，盡管比爾本人的演講毫無邏輯可言；沃倫·巴菲特的思路非常清晰，邏輯思維特別強。

　　和以上兩位不同的是，“盡管是個投資家，但是索羅斯對數字不敏感，我們對話時他很少提到數字。但他對很多問題的看法，與一般人截然不同；今年3月，我去美國和他談了幾個小時，發現他對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和金融有獨到的理解；而他也有意和中國的企業家聊聊，這就是他今天到這里的原因。”(記者 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