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像旋風一樣地來到中國，所到之處都擺放著大幅的宣傳海報——“偉大的預言家來了”。北京-上海-廣州-臺北，4天，7場演講，他連吃飯時間都被售票給希望共進午宴和晚宴的“粉絲”，據說還是一票難求。幾乎每天從早晨8點鐘到中午12點半，他都在演講，其間還要應對嘉賓的提問和質疑；中午和晚上的就餐時間要應對花了5萬8千元人民幣購票共同進餐的熱情“粉絲”。每到下午演講的下半場時，他就露出疲勞的神態，但他對同場嘉賓或者聽眾的每個問題都認真地思考、回答，對于他不同意的話題，“一絲不茍”地爭論得臉紅脖子粗。

　　5月14日早上8點多，這個一周要寫兩篇博客的專欄作家在回到美國的第一時間，是爬上他的BLOG上寫了一篇博文：“上海、北京、廣州、臺北，很抱歉沒有上來寫東西。我在亞洲旅行，而且關于這次旅行，我有太多的話要說。但是日程太緊張，實在沒有時間上來寫，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在回到美國后的第二天，他寫了一篇顯然是有感而發的博文，甚至還發揮他的幽默本色，在文中提了一點“希望”——那就是“主辦方能不能再改進一點，將來能夠修改一下一場演講加上討論到底該持續多少時間。每天兩場兩個半小時的演講，外加要和無數的商界和政界人士的會見，幾乎要把人榨干了……”他還提到了他在中國的廣告：“很多人已經注意到了，那些海報上寫的是‘偉大的預言家來到中國了’。真讓人汗顏。”

　　事實上，在每次演講和討論中，克魯格曼都非常認真。精神高度集中的他，甚至因為過于緊張而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就嚴肅地皺著眉頭埋頭大步地噌噌噌邁上臺準備開講了，但其實主持人只不過是請克魯格曼此次活動的贊助方上臺致辭，而他的名字恰巧在這句話的最前面。當得知還沒輪到他時，他的臉部線條又放松了，輕松地微笑著回到了座位。

　　但是每當演講一結束，他顯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顧不上和嘉賓太多的寒暄，就趕快一溜煙地快步走出會場不見蹤影了。而在接受專訪時，當我們問完最后一個問題時，他長出一口氣，一下子放松了，輕快地聳了聳肩膀，露出了放松的笑容：“哦，差不多了吧！”

　　性情中人讓總統“頭疼”

　　聽到感興趣的問題，雖然對方沒講完，但他會不斷試圖發言；聽到不感興趣的話題，他會忍不住流露出無奈的神情；被問到個人問題，他會靦腆甚至臉紅……不論是在連續兩天跟隨著他輾轉在各個演講場所，還是在后來的專訪中，有一個詞可以形容他，那就是“性情中人”，直接而不加偽飾，喜歡或者不喜歡的表情幾乎都可以在他的臉上找到。很難在他身上找到的，是一個年過半百的人所可能有的世故。

　　真實，是克魯格曼一貫的作風。和克魯格曼同時期的不少經濟學家和他的好友都在政府擔任顧問的角色，甚至握有經濟大權，但是克魯格曼一直“在野”。其實以克魯格曼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的造詣，和對政治和經濟的精準眼光，毫無疑問可以用自己的學問“經世治國”。但他對克林頓政府、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的抨擊，讓他不止一次讓總統感到“頭疼”。

　　克林頓剛剛就任總統時，曾經請克魯格曼等一批經濟學者前往他的家鄉小石城聚會，聽取這些經濟學家的建議。聚會時克林頓問克魯格曼：“我們可以做到平衡預算和醫療改革兩者兼有嗎？”克魯格曼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不行，你一定會受到懲罰，你必須在兩者中作出選擇。”而克林頓隨后轉頭問勞拉·泰森同樣的問題。她的回答是：“可以，一切皆有可能。”克魯格曼說，當時他就意識到自己的回答是錯誤的，而泰森的回答是正確的。確實泰森后來成了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不過克魯格曼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從來沒有后悔過自己的政治智慧不夠多，也并不打算改變自己直來直往的發言習慣。“我并不習慣華盛頓的官僚體系，因為當權者只想聽好話，也習慣避重就輕。”

　　在采訪中，當記者問他自己喜歡扮演的角色究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還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還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或者是外界所稱的公共知識分子時，克魯格曼露出了有點靦腆的笑容：“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而且，我現在也很享受我的狀態，畢竟我有對政府指手畫腳發出聲音的權利。”

　　對世界總抱有懷疑態度

　　通常情況下，預言家有兩大類。一類是“報喜鳥”，專門向人們預報好消息，而另一類則是截然相反的“烏鴉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貫保持著“悲觀主義者”態度的克魯格曼，無疑屬于后者——這是因為他對世界總是抱有懷疑的態度，抑或是預言危機或者災難。

　　“因為預測危機，會更有意思吧。比如說，你是一個氣象預報員，如果整天都預報好天氣，就很沒有意義。相反，颶風、暴雨雪等就會激起人們極大的關注與興趣。”“我為什么總是關注潛在的危機呢？因為這可能對于未來的世界顯得更為重要。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我不得不說，我非常感激目前世界經濟的走勢。在過去，我若要了解經濟危機的現象，就必須乘飛機到雅加達或者是委內瑞拉去；而現在，我只消坐火車到紐約，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危機的中心了。”

　　克魯格曼說，每次預測完危機后，他并不會等待或者“企盼”危機快速到來，因為事實也并不總會如此。“舉個例子說，我相信我們有著很可怕的房地產泡沫。這一泡沫在2005年的早期就已經存在。但我感到好奇的是，這個泡沫是在2006年9月才開始破滅的，這實在太慢了。我很奇怪它對經濟的影響時間會這么長，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顯現。按照我的預測，這很早就應該發生了。所以，市場有很長一段時間會不甚理智，危機會延續很長時間，直到大崩潰很久以后才會顯現。”

　　即使是被國際經濟學界譽為“偉大的預言家”的克魯格曼，也并不可能永遠保持著神奇與聰明的“天才”一面。也許，只要是一個凡人，誰都會有犯傻的時候；任何一個對著“水晶球”念著咒語的女巫師，亦同樣會有走神的那一刻。克魯格曼是蕓蕓眾生之一，自然無法擺脫這樣的命運。

　　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演講中，他非常坦率地對所有聽眾說，“我當然會犯傻，而且犯過很多次傻。在1990年代時，我沒有預測到美國生產力的復蘇，而是對早期的生產力復蘇感到非常懷疑，我對那些持樂觀態度的人感到非常不信任。但事實是，后來的美國生產力確實復蘇了，你可以想象，當時的我非常的悲觀，一度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力。”克魯格曼說，他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他曾經大膽預測美元將要下跌，雖然預測的事實沒有出現“太離譜”的偏差，但他的預言較實際情況早了很多。“其實，在我提出這個預測后的好幾年，美元才開始下跌，這也成了那時是預測失誤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想說自己永遠是不會錯的，那你就需要具有重新改寫歷史的“超能力”。如果你每次都對50%，那作為經濟學家，就已經表現得非常不錯了。“可能我每次可以對上54%，但我絕對不是個永不犯錯的人——因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克魯格曼說。

　　此次來中國前，克魯格曼特地搜集了一些愚蠢的言論，而提出這些愚蠢言論的“傻人”，就是他自己。早在1997年時，克魯格曼堅信貨幣政策可以解決任何危機。大部分經濟學家、中央銀行都相信，如果采用貨幣政策，就可以解決所有經濟問題，但后來的事實卻與他的預判大相徑庭。

　　“1998年的時候，我才改變了自己的想法。當時我看到了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反思自己的言論是不對的——貨幣政策不可能解決一切經濟問題。我看到了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受到了很嚴重的危機。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日本，日本也深陷重重麻煩當中，他們無法使用簡單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其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