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兩名消息人士處獲悉，東陽與義烏警方手上已經掌握了一張吳英背后的債權人名單。名單上50萬元金額以上的義烏債權人有103人，加上東陽債主，共有137人，有的涉及金額上千萬元。

　　該名單透露的信息顯示，其中資金來源幾乎都來自義烏。“上榜”者包括之前從未曝光的義烏企業主，甚至有義烏本地官員與此案有染。

　　“這份名單一旦公布出來將引起很大震動。”一位證實此消息的人士表示，103人中很多都是官員。

　　東陽當地人士認為，吳英這起非法集資案與之前的“臺會”等集資形式不同，牽涉到的普通居民不多。但牽連出如此眾多的官員令人驚詫，其背后還有什么隱秘的資金運作模式尚待案情的進一步明晰。

　　官員的影子

　　記者經過多方打聽，確認名單中當地官員有義烏市公安系統的某隊長，義烏市政府某官員。另有浙江省政府的一名處長涉案，該處長與吳英案中被捕的楊姓律師有涉。

　　確認上述官員涉案的消息人士非常謹慎：“有一些是本人，有一些是他們的親屬。”該人士并表示，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部分官員涉案的金額在千萬元以上。

　　在義烏等地，一般說來局長及以上官員名義收入大約在10萬元左右，而灰色收入則大大高于這個數字。他們投資的渠道是持有企業股份或者出租商鋪。

　　知情人士介紹，在一般情況下，有些官員會將大部分收入投入朋友的企業，并以親屬的名義在企業中持有股份、取得分紅。

　　在他們看來，這樣看得見收益的投資方法較之投入股市更為可靠，他們手中的權力也可以為這種投資提供一定程度的庇護。

　　另一個通道則是投資義烏當地最為稀缺的店鋪資源。不少官員都在市場上有攤位，“一年坐收10萬租金沒問題”。

　　但吳英案表明，問題并不像上述投資方式那么簡單。

　　“不排除這些官員的錢部分來自于當地金融機構。”一位當地媒體的資深人士推斷稱。

　　佐證此觀點的另一消息是，義烏市另一家金融機構——農村合作銀行被傳牽涉其中，有消息人士稱該行有兩億元以上的資金流出并通過中介人及上述機構最終流向吳英。

　　記者向該銀行辦公室陳姓副主任求證此事，其否認了資金從銀行直接到吳英的可能性，但對于是否經過貸款企業或者貸款人再流入吳英處，他表示要問此案經辦機關。

　　另有分析認為，已知涉案人員中，部分資金來源與寄售行有關。

　　在浙江義烏和東陽地區，寄售行隨處可見。據本報記者在東陽市區街頭所見，各種稱呼的寄售行如“胖子寄售行”、“小弟寄售行”等，最密集處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家，整條街上15家之多。其門面比典當行還大。

　　這些寄售行以高利回報為誘餌非法集資，甚至偷偷發放貸款，有的甚至成為銷贓的場所。

　　“與以往的非法集資不同，吳英牽涉的人并不多，但如果資金量這么大，又牽涉官員，性質就十分惡劣了。”長期研究民間借貸的專家、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評價說，吳英的借貸與以前發生在溫州等地的“臺會”不同，沒有牽涉成千上萬的普通百姓，而是一些在當地有身份的官員和企業，“資金背后的來源亟須追究”。

　　“如果這些官員的錢都來路很正，吳英出事后，他們為什么沒有去擠兌，反而連面都不敢露？”一位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士表示。

　　能達利涉案？

　　亦有消息人士稱，浙江能達利集團老板陳溪見也有億元的資金量牽涉其中。包括能達利在內，義烏市大陳鎮等兩個鎮的服裝企業共有7億-8億元資金集資在吳英名下。另有某官員也向本報記者證實能達利老板確實涉案。

　　但能達利辦公室主任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能達利與吳英之間并無賬目往來。目前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些資金與上市公司有涉。

　　陳本人在吳英案發后對媒體否認與此有關。此后媒體記者再也聯系不上陳溪見。

　　公開資料顯示，浙江能達利集團的主營業務是紡織業，旗下公司在新加坡和德國的交易所同時掛牌上市，是浙江唯一在海外兩個國家同時上市的企業。除了服裝業，2006年陳溪見還聯合其他三名義烏商人涉足民營航空業。在這家名為錢塘航空的民航企業中，陳溪見一人持股比例就達到40%，資金之雄厚令人炫目。

　　而該企業所在的義烏市大陳鎮，從上世紀90年代起便有“中國襯衫之鄉”之譽。當時在整個鎮上誕生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千萬富翁。能達利則是該鎮諸多服裝企業的龍頭老大，在進入義烏的高速公路上，遠遠就能望見能達利的巨幅廣告。

　　“第一次他就給了吳英一個億，沒多久吳英就還了4000萬利息，之后資金來往規模就更大了。”一位義烏當地金融圈的資深人士透露了陳溪見和吳英之間的第一筆往來金額。

　　但記者進一步查閱資料發現，浙江能達利集團2005年全年的銷售額為5億元左右，其中的利潤僅為500萬元。

　　“紡織業是一個利潤很薄的行業，利潤率在5%左右，以他現在的企業規模，個人是不可能拿出這么多錢來集資的。”上海一大型紡織企業的投資部門負責人分析說。 (記者：陳小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