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21日電 在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中美雙方就城鄉均衡發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促進貿易和投資，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討論。瞭望新聞周刊有評論指出，此輪中美對話，表明兩國關系由“就事論事”升級為“就事論略”，從解決某一議題改為尋求系統集成的一攬子辦法，開始從全球戰略高度定義中美經濟關系。

　　布什當選第一任總統時，白宮把克林頓時代的中美“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降為“戰略競爭對手”，布什任第二任總統期間，將中美關系修訂為“建設性合作關系”，將中國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和“全球經濟領袖”，這一次又將中國定位于“經濟戰略對話機制”的伙伴。

　　美國國會和政府之間的權力爭斗和制衡，是影響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中期選舉后，民主黨控制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更濃的國會，將中美首次戰略經濟對話視為向中國施壓的機會。

　　過去一年以來，美國在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貿易不平衡等問題上不斷向中國施壓。入世過渡期結束后的中國可能迎來一個更為復雜和微妙的中美經貿關系新階段。

　　知識產權是美國國家競爭優勢所在，關系到美國的生存。因此，美國會竭盡全力予以保護。中國是WTO的成員，自然會遵守國際規則。評論認為，在妥善處理知識產權問題上，中美雙方應當處理好三個關系：處理好維護國家利益和承擔國際義務的關系，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做“負責任的大國”之間保持平衡。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與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保護的對象和重點有所不同。不能離開一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而抽象地談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處理好知識產權保護(壟斷)與市場競爭的關系，在促進技術創新與保持市場競爭之間保持平衡。處理好知識產權保護(壟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在知識產權創造者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保持平衡。既要反對“知識產權的侵權”，又要防止“知識產權濫用”而損害公眾的利益。

　　在市場準入方面，美國希望進一步開放中國的金融、保險等服務業市場。評論指出，實際上，中國已經實現了WTO的承諾，其市場準入的條件逐步由“非國民待遇”向“國民待遇”的國際標準“接軌”。比如，中國對零售業服務的市場準入條件遠遠高于比中國“入世”早幾十年的印度(發展中國家)和日本(發達國家)。中國的金融業也逐步全面對外開放。然而，美國在市場準入問題上卻對中國設置種種障礙。例如，面臨美國國會政治壓力，美國背離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阻止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受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冷戰思維)的影響，美國禁止中國對美國高技術產業投資，并對華高科技出口設限。美國在市場準入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的做法，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增加了國際資本對美國投資環境的擔憂。美國商會和美國制造業協會等權威機構不支持國會的“貿易保護主義”法，是希望中美雙方共同努力，能進一步改善內部對外資的態度。

　　對于匯率問題，評論認為，匯率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現任主席伯南克都認為，人民幣升值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與美國的貿易逆差沒有直接關系。美國國會的部分議員把人民幣匯率與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聯系起來，聲稱如果人民幣的升值不能滿足某些國會議員的要求，將對中國采取貿易征稅的制裁。人民幣匯率本身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把它同經濟問題不相干的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將使問題變得十分復雜。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會進一步加快。與美國200多年的成熟金融市場經濟管理相比，中國還面臨國內銀行系統能力差、國有企業大量壞賬等壓力，此外，中國還面臨國內消費不足、貧富差距大和人口失業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都決定了人民幣不能過快升值，否則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也不利于美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反對人民幣劇烈波動的恰恰是包括美國制造業協會在內的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因為，人民幣匯率不穩定將直接損害美國公司在華的經濟利益。(肖煉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