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入世后各個行業應對的甘苦得失表明，以市場化的手段為主，主動適應WTO的規則，趨利避害，是WTO生存的題中應有之義

　　★ 本刊記者/郇麗

　　1986年中國開始復關談判，1995年開始入世談判，這期間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關稅談判上。人們曾經擔心，如果關稅大幅下降，如何來保護國內產業，中央財政會不會受到影響？結果人們看到的是，入世后，真正的沖擊并不是來自關稅的降低。

　　曾經以為關稅最重要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對本刊記者說，五年來，人們并沒有看到大量的低價進口產品，譬如，泰國的榴蓮還是十幾元錢一斤，為什么呢？ 原因很簡單，關稅只是構成價格的一個因素，進口榴蓮的運費沒有變化，進來后走什么樣的銷售渠道，如何倉儲運輸，甚至打什么樣的廣告都是成本。面對一個陌生的市場，一種商品通常情況下5～8年內很難賺錢。“所以，我們并沒有看到關稅降低沖擊我們的價格體系，關稅不是對我們的產業產生沖擊的主要因素。”

　　現在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值低于10%。中國加入WTO關稅談判專家、海關總署關稅司前司長吳家煌先生，日前在一次聚會中半開玩笑地說，關稅再往下降，降到零中國也不怕了，而當年他們可沒少擔“賣國賊”的罪名。

　　對關稅的憂慮，緣于對自由貿易的不理解。2002年5月，前任WTO副總干事門多薩(Mendoza)訪問北京，相貌英俊、風度翩翩的他，語言也很風趣。他說：“我在上海書店看到最多的書就是有關WTO的，中國所發行的WTO方面的書恐怕在全世界都是最多的了。”當他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和學生們座談的時候，他對學生們說：“我知道你們已經有了足夠的書，但是，光讀書是不夠的，我希望你們會運作WTO的事務。”

　　北京WTO事務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說，門多薩對中國的感受是準確的：其一，中國入世15年的談判過程就是國民教育過程，像一場WTO運動；第二，這場運動并不深入，中國加入WTO雖然教育了國民，但仍停留在較淺的層次上，換言之，中國的國民聽得太多，參與得太少。

　　在中國，WTO教育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場貿易知識的普及，更是一場普及規則意識的啟蒙運動。就在幾年前，對于許多中國的企業家而言，WTO的貿易規則顯得那么晦澀難懂。程大為說，2001年12月，剛剛入世，他們北京事務中心處理的第一個案子就是知識產權案，接著就是馬鋼鋼管反傾銷案。當時的中國企業，和他們探討的是國際規則的基本概念問題，連反傾銷是什么都不清楚。

　　張燕生所長說，5年來的WTO經驗告訴人們，有形的商業活動容易管理，而在開放的市場體系里難的是對制度、規則的理解和熟悉，及其在具體事務中的協調把握。

　　銀行業：短兵相接的年代

　　當花旗銀行第一臺ATM機在八達嶺長城景區落腳，荷蘭銀行在上海開辦第四家梵高貴賓理財中心正式對外營業的時候，中外資銀行短兵相接的時代好像突然來到了眼前。

　　人們有理由感到擔心：外資行的產品線豐富，有產品設計優勢，其研發能力可使產品的收益率提升，這會讓中資行望塵莫及。以花旗的首款人民幣理財產品為例，其最高年收益率為4.5%，而國內人民幣理財產品收益目前一般在3%左右。

　　更有人認為，外資行采用錯位競爭之術，定位于高端客戶，按照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二八定律”，20%的大客戶創造80%的利潤，外資銀行第一刀就砍向了市場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

　　此外，外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在華也以相當的速度擴張。截至2006年8月末，22個國家和地區的73家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191家外國銀行分行和14家外資法人機構，外資銀行本外幣資產1051億美元，占我國銀行業資產總額的近2%。

　　然而，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頒布，讓興高采烈期待零售業務開放的外資銀行多少有點失望。《條例》規定，外資銀行在華只有設立獨立法人機構，才可以全面從事人民幣業務。據悉，8月份《條例》草案下發給部分外資銀行征求意見的時候，外資銀行普遍出現了一些抵觸和不滿。

　　根據規定，在華外資銀行只有通過獨資或中外合資的方式注冊為本地銀行才被允許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銀行卡業務，而外資銀行在華的分行只能經營批發業務、吸收境內公民每筆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定期存款。

　　業內專家解釋說，目前來看，超過90%的外資銀行在華營業機構都是以分行的形式存在，這一規定就意味著如果它們不改制為獨立的法人機構，將無法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截至2006年6月底，在中國內地只有14家外國銀行有獨立法人機構，而且還名不見經傳。目前，在華活動頻繁、業務量大的外資銀行大概有183家，幾乎都沒有獨立法人機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稱，外國銀行分行受到總行直接控制，來源于其母國和總行的風險傳導要大于法人銀行，而法人銀行本地注冊，受到本地監管機構直接監管，可以更大程度進行風險隔離。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零售業務放開了，外資銀行的競爭優勢會對中資銀行形成一定的壓力，短期內也會使得中資銀行經營成本上升。譬如，增加項目投入，為了留住爭奪激烈的高端金融人才等，都可能會增加成本，但絕對不會出現存款大搬家的情況。

　　事實上，幾年來，在零售終端中資銀行也已經羽翼漸豐。之前，由于政策限制，國內的人民幣理財市場一直是中資銀行的天下，外資銀行只能發行外幣理財產品。從2004年人民幣理財產品誕生伊始，中資銀行幾乎每月都有新品推出，產品也從最初的債券到信托產品、甚至股票。今年年初，市場中90%的人民幣理財產品還是投資于貨幣市場中的各種債券，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下降為60%多，各種掛鉤型理財產品紛紛出現，人民幣理財產品的設計趨于多樣化。

　　從外匯理財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來看，盡管外資銀行很活躍，但仍然是中資銀行居主導地位。有評論說，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新的理財產品和服務固然好。但銀行讓你取到錢，買到天然氣，辦完事才是第一位的。外資銀行服務好，但是當你去小縣城辦理業務的時候，你的運通卡能隨時從路邊取到現金嗎？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剛博士指出，網點是中資銀行的強項，也是現在開放的人民幣零售業務中最重要的資源。外資銀行現在的網點非常少，按照正常速度擴張，想在網點資源上趕上中資銀行基本沒有可能。若通過并購的方式進行擴張，第一，由于涉及到金融安全，政策面不可能太鼓勵；第二，從微觀主體來說，中資銀行也并不愿意被并購。

　　對于并購，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仍將堅持有關外資對中資銀行的持股限制，也就是單個外資機構在一家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

　　加入WTO五年來，有20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引進27家境外戰略投資者，入股資金達181億美元。業內人士表示，中國銀行業“能夠賣的”和“可以賣的”資產已經讓外資參股得差不多了，中資銀行剩下的可能是外方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我們不愿意賣給外方的部分，外資的并購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

　　加拿大皇家銀行中國區負責人兼北京分行行長陳林龍認為，中、外資銀行之間的關系并非“你死我活”的殘酷競爭，而是相互借鑒、相互依存。

　　對外資行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巨大而神秘的國度，他們不可能貿然下巨額的賭注。因此，很多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基本上都是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開始，從外資企業客戶開始，從最有錢的中國人開始。小心翼翼的戰略路線，奠定了他們走高端客戶的基調。這也決定了在一定時間內，外資銀行的這股“春風”，很難吹到普通中國民眾的身邊。

　　汽車業：熱鬧后的爭拗

　　國家信息資源開發部主任徐長明說，汽車業的WTO“過渡期”結束，實質上的影響不太大。所謂“實質”就是價格問題，2005年進口關稅是30%，2006年1月1日開始是28%，降了兩個點，到7月1日再降3個點到25%，就降到位了。

　　WTO真正的影響是放寬了汽車準入政策，因而全球主流的汽車巨頭紛紛進入中國。除了雷諾外，幾乎所有的外資汽車巨頭均有了中國合資伙伴。

　　十多年前中國的汽車市場，只有所謂“老三樣”桑塔納、捷達、夏利。今天的汽車產業已經完全不同，所謂的國產車，包括了桑塔納、奧迪、別克、雅閣、派力奧、寶來、polo、依維柯、五十鈴等這些“外國血統中國制造”的品牌車——人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將這些合資企業、引進車型都統統算在了“自己”的名下。

　　2003年以前，主要是德、美企業在中國建立汽車合資公司，如德國大眾、美國通用。2003年后，這種格局發生扭轉，日、韓跨國汽車企業也迅速涌進中國，東風日產、一汽豐田、北京現代紛紛成立。

　　有了這些跨國汽車巨頭，中國的汽車產業熱鬧了。巨頭們忙著開拓一線城市，中國的本土汽車企業也在二、三線城市尋找機會，奇瑞汽車、吉利汽車們憑借低價、適合中低端消費者的優勢也打下一片江山。回過頭來看入世5年，本刊接觸到的業內人士都感慨道，原以為最不堪一擊的中國汽車業，在履行完WTO協議后迅速發展起來。

　　不過，繁榮的背后也不乏隱憂。發改委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說，現在合資企業越來越傾向于獨資，許多外銷的產品也越來越多地轉內銷，配套也逐漸變成了外資廠商之間的配套，中方希望技術合作越來越困難。

　　而國外起訴中國違反WTO規則、并訴諸WTO法庭的第一例爭端，也發生在了汽車業。根據WTO相關協議，到2006年7月1日，汽車行業的稅率將探底，整車進口關稅率降為25%，零部件關稅稅率整體達到10%的水平，稅差為15%。這樣的話，對于采用散件進口造車的企業來說，如果沒有特殊的限制，15%的稅差就是企業的純利潤，遠遠超過國際平均利潤水平。

　　但早在2005年4月1日，中國政府就出臺了《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規定進口汽車零部件在國內組裝進行銷售的汽車生產企業，所進口的汽車零部件凡構成整車特征的(即進口零部件價值占整車價值的比例超過60%)，必須按整車適用稅率征稅。

　　《辦法》的出臺，對于部分國產豪華車來說，意味著高達15%的誘人利潤變成了泡影。于是，今年6月初，傳來了上海通用公司旗下的豪華品牌凱迪拉克停止國產，轉而以純進口方式在華銷售的消息。之后兩天，北京奔馳的大切諾基宣布停止國產，全部改為進口車銷售。此后，奔馳、雷克薩斯、沃爾沃等高檔車的國產化進程也漸漸地沒有了動靜。

　　美國、歐盟及加拿大三方提出申訴，稱中國向占整車價值比例等同或高于60%的零部件征收與整車同樣的進口關稅的做法違反了WTO貿易原則，稱上述關稅征收條例可能令某些汽車部件的進口關稅稅率達到30%。

　　2006年10月26日，WTO首次對有關中國涉嫌非法貿易行為的申訴展開正式調查，以確定中國征收汽車零部件進口關稅是否違反了國際貿易原則。

　　不過，調查歸調查，中國的市場不能不做。本刊記者了解到，一些生產包括發動機這樣的核心配件的外資企業正在國內積極地尋找合作伙伴，有的已經進入實施準備階段。

　　農業：進口與出口的兩難

　　2006年8月1日，一艘美國商船停靠在青島港，裝載著國內企業訂購的5.2萬噸美國玉米。據農業部資料顯示，今年中國玉米進口量將至少是去年的15倍。而僅在2006年上半年，我國進口大豆總量已經比同期增加15%以上，達到了1400萬噸，而今年國產大豆總量預計在1500萬噸。

　　進口大豆開始威脅到了中國豆農的生存。今年春天，黑龍江大豆種植面積減少25%，相關人士預測，如果此種趨勢繼續蔓延，2007年黑龍江的大豆種植面積勢必將在去年的基礎之上再減少40%。

　　黑龍江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認為，黑龍江省大豆和進口大豆相比有幾個先天不足的因素。首先，作為大豆產區，每加工1噸大豆，需支付銀行貸款利息70元左右，而在沿海，利用國際信用，加工一船進一船，年資金周轉率可以達到8次以上，每加工1噸大豆財務成本20元足夠，兩者相差50元左右。

　　其次，在黑龍江每收購1噸大豆需要收儲費用75元。而在沿海，貨輪靠岸之后，每1噸大豆到達車間內的費用不足25元，兩者又差出50元。

　　最后，黑龍江大豆運到大連的費用是65元，運到山海關的費用是75元，平均為70元。

　　就此，田仁禮認為黑龍江大豆進入國內市場，每噸要比進口大豆增加170元左右成本。甚至相關方面做出估計，一個企業每年加工200萬噸黑龍江大豆，就要增加成本3.4個億！面對如此之大的成本，就連黑龍江的大豆壓榨企業也寧可不選擇在黑龍江收購大豆。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說，中國多進口消耗水和土地的農產品，例如大豆、棉花、小麥等，多出口勞動力密集的農產品，例如花卉、蔬菜、水果、肉禽類等，就利用了比較優勢，這在理論上是非常完美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進口的已經敞開大門進來了，想出口的卻受到了各種各樣的限制。

　　商務部調查顯示，我國有90%的農業及食品出口企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造成每年損失約90億美元，出口受阻的產品從蔬菜、水果、茶葉到蜂蜜，擴展到畜產品和水產品。對于這一點，當年山東的菜農們有著深刻的體會。2001年上半年，日本曾對三種農產品大蔥、香菇、藺草席實行200天的緊急進口限制措施，在限制進口量以內的產品征收3%～6%的關稅，超過部分則征收106%～266%的關稅。

　　黑龍江方面曾向農業部遞交報告要求挽救大豆產業，農業部的回應是也沒有什么“靈丹妙藥”。事實上，從入世之后，國家即開始面對一個困局——如何讓自己的豆農能夠在短期之內強大起來。

　　從2002年開始，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扶持大豆生產、銷售等。如利用轉基因管理政策延緩大豆進口，推動“大豆振興計劃”和訂單農業發展。但是，這些措施始終無法真正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的困局。

　　黑龍江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認為，應該通過大豆協會設立“農產品價格調控基金”，調控市場價格。

　　也就是說，當價格跌破警戒線時，基金作買入，把價格抬上去；當價格沖破控制線時，基金作賣出，把價格打下去。當大豆協會動用調節基金調控期貨市場價格時，它會帶動社會游資進入期貨市場，“調節基金”的作用將會被放大幾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田仁禮指出，這種辦法要比國儲庫買入或賣出調節大豆市場更為靈活，更為市場化。而且，這種辦法可以引導農民進入期貨市場，減少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給農民帶來的損失。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表示，保護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現在對農業的保護措施已經很少了。長期來看，真正的保護還是要靠生產力的提高，靠適應市場規則來實現。

　　紡織業：“特保”遭遇戰

　　發改委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說：“我們曾經認為，我們的汽車制造業將不堪一擊，結果汽車業發展的相當好。我們最不擔心的是服裝、玩具，認為我們有足夠的競爭力，結果這個判斷也(跟現實)有出入。”

　　2005年1月1日，持續了40多年的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終于宣告取消，這對紡織品生產大國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個福音，中國紡織業理應迎來一個出口的春天。然而，美國和歐盟并不愿意看到中國主導世界紡織品市場，配額取消僅三個月就對中國紡織品設置種種限制或“特保”措施，以價格為借口對中國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

　　當年5月份美國宣布設限時，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曹新宇警告說，中國紡織企業現在不要再向美國運襯衫和褲子了，不能再這樣大量出口了，這樣下半年就都歇了，會有大量企業開工不足或者倒閉，大量紡織工人失業。但企業沒有聽，在僅剩40%左右配額、下半年增加配額可能性很小的情況下，企業仍然各顯神通地出口。據當時的數據顯示，2005年6月份，在美國設限的7種紡織品中，已有4種使用了8成以上的臨時配額，其中棉制針織襯衫和棉制褲子已分別達到美國限量的97.01%和103.37%。之所以企業的出口沖動這么強烈，無錫紅豆集團辦公室主任楊順成說原因有三：第一，企業在三至六個月之前就已經接下了美國進口商的訂單，不得不大量出口；第二，美國設限后的配額有限，各企業盲目陷入爭搶；第三，企業以為這段時間的出口數字有利于自己在中美達成協議后，從商務部獲得更多的配額。

　　面對“特保”，國內企業實在是對策不多，企業訂單過多和爭搶份額，讓對美紡織品出口陷入亂象和困境。楊順成表示，在行業利益和企業利益之間，絕大多數企業選擇了企業自身的利益。

　　2005年，中國紡織品的遭遇是慘痛的。由于短期內企業不可能做到產業升級而另尋出路。期間，浙江象山等地生產文化衫的一些企業大部分都停工甚至倒閉。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曹新宇表示，來自市場的壓力和風險，為企業改變自身觀念和行為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

　　中國紡織企業正在經歷深刻的調整，致力于產業升級和開辟新的市場，此外一些企業已經走出去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設廠，以規避來自美國和歐盟等地的設限。從這個意義上講，WTO紛爭的洗禮未必是件壞事。★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郇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