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昨天(26日)的《人民日報》報道，隨著稅收實際征收能力的提升，百姓實際承擔的稅負逐漸接近稅制規定的名義稅負，因此近年企業和居民普遍感覺稅負加重，福布斯2005年稱中國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變得極其緊迫。

　　2005年5月，《福布斯》發布了“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稱中國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高。這一排名立即引發一些官員和學者的反對，認為排名計算錯誤，不能反映事實。質疑的態度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味地批駁有可能使我們喪失反省自身的機會。

　　事實上，有些辯解往往并不客觀。比如，中國人民大學財經學院的朱青教授認為，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即使中國現行的最高稅率為45%，也很難說比國外重，北歐一些國家比中國還高，50%的最高稅率也存在。北歐國家的稅率的確比我們高，但是，朱青教授忽略了北歐國家高稅收背后的高福利事實。

　　北歐國家稅收雖然高，但福利也高。在芬蘭，一個公民退休后可獲得原收入70%左右的退休金，如果失業，前兩年可領的失業救濟為原收入的70%。此外，芬蘭政府還為國民提供免費、高質量的醫療和教育服務。在瑞典，福利無處不在，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享受免費午餐，還有諸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等各種福利，國民生活得非常輕松。

　　顯然，如果綜合比較，中國的稅負并不算輕。而且，中國除了稅收，還有各種亂收費。2005年6月底，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目前，全國各級政府統計內的預算外收費高達5000億元，統計外的預算外收入至少3000億元，兩項相加即超過8000億元，而這些絕大部分來源于政府亂收費和亂罰款。國家信息中心有關專家表示，雖然福布斯的計算方法不是很合理，但是從某個角度也說明了中國稅負在發展中國家屬于比較高的。

　　實際上，為稅收痛苦指數辯解并沒有多少意義，稅收重不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和判斷。最重要的應該是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減輕稅收負擔，提高稅收的使用效率，提高公眾的福利待遇，而這一點恰是我們的軟肋。以教育為例，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達到4%。但是，這個比例始終沒有達到，與此同時，世界平均水平已經達到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了9%左右，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也達到了4.1%。

　　公民納稅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中國的財力越來越強，2005年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與此同時，中國行政管理費支出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增長了87倍，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用的過快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公眾的福利。

　　如果稅收能夠換來相對應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稅收痛苦指數即便排名第一，民眾也能輕易接受。反之，如果公民納稅得不到相對應的服務，稅收痛苦指數即便排名最后，民眾也不會滿意。截至目前，我們為稅收痛苦指數辯解的太多，而做的實實在在的事情太少了。只要政府有關部門能將行政費用降低下來，只要公眾能夠享受更多更好的福利，公眾還有必要去計較什么稅收痛苦指數嗎？

　　(來源：上海證券報，作者：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