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會怎樣

　　林改的地域特色

　　張炳海一家7口人，生活在浙江省臨安市太湖源鎮，以前一直靠種植茶葉和農田為生。1991年，他在20多畝山地里種下了雷竹，4年竹子成林，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從近一萬元變成了十五六萬元。

　　如今，他一次性承包100畝竹林，時間20年。最近兩年，竹林產值每年超過18萬元，加上竹筍的收入，自家樓房已經400平方米，空調4個、電視3臺、還有農用車3部。

　　南方的竹林，讓人羨慕，但北方的農民，卻沒有這樣的好運氣。面對著耐寒、生長周期漫長的樹種，想獲得不錯的收入，很難。

　　44歲的朱廣勝站在樹下，面露難色，充滿心事。去年夏天，這里進行了林改，100畝山林進入了他的名下。可是，這些林子是國家的公益林，根本不讓砍。

　　拿到了林權證，綠色的，還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上面寫著41年的使用權，他說自己“像做夢似的”。

　　可是，林子在自己名下，又不準砍伐，他就發起了愁：“山林都分給自己了，不能瞎了啊，究竟干點啥好呢？”

　　臨安市太湖源鎮白沙村支書夏玉云說，村子位于太湖源頭，全是森林，沒有農田。過去，靠山吃山，村民們整日忙著砍樹、燒木炭，結果，水土流失、環境污染、山體滑坡，自然災害頻發，老百姓也沒富起來。

　　偏偏，白沙村的山林有個名字，叫龍須溝，與作家老舍筆下那個環境惡劣的地方同名。

　　1990年，白沙村禁止燒木炭，控制采伐量；1998年，白沙村采伐量為零。

　　不砍樹了，村民靠什么？

　　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本諾沙來到白沙村，他說，這里為什么要叫龍須溝呢，可以叫生態溝，開發生態旅游。這樣，他們拿出7000美元，送臨安市林業局高工王安國去廣州參加“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培訓班”，并對白沙村乃至臨安市的生態旅游進行研究。

　　王安國從廣州回來，就給村民們開展“利用森林景觀資源開發生態旅游培訓”，村民們抱著好奇的心理聽課，卻沒人相信游客會到這個偏遠的小山村來。

　　有的村民說：“老王平時不吹牛，但這件事就是在吹牛。”

　　還有的村民說：“上海離我們好幾百里地，那里的人要是來旅游，我爬給你看。”

　　林權證發到手之后，也隨之進行了“流轉”——全村2000畝山林，包給了外來的老板，一年支付2萬元，并且，一包就是50年。

　　外來的游客逐漸增多，有的農民“想不開”：“包給老板，就給那么點錢，這不公平。”

　　隨后，王安國引導大家：“不要去搶老板的錢，而要想辦法賺外來游客的錢”。

　　就這樣，白沙村的村民家家戶戶辦起了家庭旅館，發展農家樂，一時間，生活變了——44歲的呂建中，20多年前砍樹被壓成殘疾，全家生活困難。這里發展旅游業后，他利用搬遷補償蓋起了一座3層小樓，24個標間，日接待能力50人，旺季時，一天就掙2000元。如今，每年家庭旅館的收入就有8萬元。

　　從砍樹，到看樹(利用樹發展旅游)，經歷林權制度改革的白沙村人似乎找到了從相互矛盾到相互依托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之路。

　　砍伐的矛盾

　　“我們村的樹是30年前種的，現在，到了個人手里，想砍伐下來，再栽上新樹，可就是沒有國家給的砍伐指標。”遼寧省昌圖縣寶力鎮北洼子村黨支部書記李有才說。

　　對此，鐵嶺市林業局局長孫彪說：“(我們這里)農民的砍伐期望值與國家計劃指標有矛盾，林改之后，怎么調動農民積極性，爭取砍伐指標，讓成熟的林子在農民手里變現(金)。”

　　當地林業官員說，適度砍伐，也是林木更新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希望“十一五”期間，農民要砍伐變現(金)的，都能實現。

　　而寶力鎮林管站面臨的現實是，全鎮應該砍伐31萬棵，蓄積量25萬立方米。每年，農民申請砍伐量是3萬至4萬立方米，而砍伐指標只有4000立方米。

　　因為指標有限，有關官員就“按質量分，殘次林優先”。

　　《森林法》規定，采伐林木必須申請采伐許可證，按許可證的規定進行采伐；農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個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采伐林木，由縣級林業主管部門依照有關規定審核發放采伐許可證。

　　農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個人承包集體的林木，由縣級林業主管部門或者其委托的鄉、鎮人民政府依照有關規定審核發放采伐許可證。

　　如今，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山林，隨著林改，走進了農民家庭，有關人士擔心，如果不對《森林法》進行修改，將使此次改革的成果和效應受到重大影響。

　　如同過去的每一個重大舉措一樣，林改，也將接受歷史的檢驗，是成是敗，還是由時間來回答吧。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劉暢 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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