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減收條件下，如何多渠道擴充養老金繳納成了上海的當務之急

　　本刊記者／楊正蓮(發自上海)

　　“誰知道我還能不能活到60歲呢！”說起養老金，于錫生一臉迷茫，去年突發的腦溢血讓他險些一命嗚呼。

　　于錫生是上海市楊浦區飛虹路720弄居民，今年48歲，此前一直沒有正式工作，也沒能參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眼下，能夠讓于錫生稍微感到有點盼頭的是，再過3年，妻子到了50歲的退休年齡就可以領取養老金了。此前，于的妻子在國有企業上班時間長達17年，已經達到享受養老金需要15年工齡的要求。

　　于錫生夫婦在邁往老齡化的路上，盼望著能夠早日領取養老金改善生活，哪怕只有一個人的養老金份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1月20日說，2008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達到1080元——接近于錫生一家三口每月領取的低保總額。

　　在上海這個30年前就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如今生活著超過300萬的老齡人口，他們大多也像于錫生夫婦一樣依賴養老金糊口。然而，如何彌補養老金缺口？這個問題在于錫生看來意味著，當一個人越來越年老的時候，晚年生活是否會真正得到保障？

　　而對于解決這一問題的主體上海市政府來說，這一問題則變成了，每年需要動用多少財政去填補養老金窟窿？或者，是否還有其他補救的辦法？

　　財政能否托底

　　但于錫生現在還來不及為養老發愁，他更關心去年動遷未果的舊里弄的命運。

　　與大多數舊上海里弄一樣，上海市飛虹路720弄設施簡陋，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大多住在建于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私房里。由于歷史沿革，產證居民80戶，戶籍數卻達126戶，人口密度很大。在高樓大廈的包圍下，于錫生和街坊們眼見這些老房子因周邊建設而地基下沉，甚至墻壁裂縫。

　　于錫生他們寄希望于通過舊城改造改變居住條件。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上海已拆除危舊房7000多萬平方米，約120萬戶家庭改善了居住條件。2008年4月，在第一輪征詢動遷改造意愿達到90%的基礎上，楊浦區房屋土地管理局發布了飛虹路720弄房屋拆遷公告。

　　然而，于錫生和街坊們隨后因不滿意人均10萬元的補償方案沒有和拆遷公司簽約，致使動遷擱淺，“一家三口才30萬元，旁邊的新樓盤已經高達2萬元一個平方了，30萬元在上海還能買到一套房子嗎？”

　　不過，這并不影響上海舊城改造的步伐。有跡象顯示，盡管2008年以來房地產市場低迷影響到了土地收益，但是在經濟持續低迷、財政收支不平衡的情況下，上海市并沒有完全舍棄曾經帶動上海財政收入若干年高速發展的土地財政。

　　上海市在去年推出的14條提振房市的措施中，第11條即提到要“繼續加大中心城區舊區改造力度，努力改善舊區居民住房條件”。而2009年上海新一輪的舊城改造焦點將直接對準上海市中心，改造拆遷規模將達到800萬平方米。

　　有專家預測，這將直接帶來500萬平方米的動拆遷安置的需求。由動遷產生的剛性被動需求，已經令閘北區的彭浦、芷江、大寧板塊以及其他中心城區的老城區板塊成為2月上海樓市的亮點。由于不少動遷戶在原居住地居住的愿望很強烈，有的選擇附近的一手房，有的則到本區域的二手房市場中尋找新居所，一旦有優質房源拋出，就出現拉動均價的現象。

　　據了解，2005年和2006年，上海每年動拆遷規模在800萬平方米，到2007年縮減至300萬平方米。“這種做法本質上是政府的調控手段之一。2007年市場異常火爆時，為了防止動拆遷項目帶來大量剛性需求從而拉高房價，政府的做法是延緩動拆遷項目開工。而今年開始，一些剛性需求開始釋放出來。” 易居中國的分析師薛建雄稱。

　　薛建雄認為，市中心800萬平方米的土地，如果按照2的容積率進行開發的話，可以提供1600萬平方米的物業供應，相當于目前上海樓市一年的新增供應量。“這還是一個相對保守的水平，如果按照2.5的容積率來算，將產生2000萬平方米物業，這就達到了目前上海3萬元/平方米以上高檔公寓總量1000萬平方米的一倍。”

　　上海市社科院曾發布專題報告稱，上海市的財政收入中，有25%來自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另有信息表明，2002年上海市土地出讓金已占該市財政總收入的50%以上。

　　近年，房地產業已經不再是上海的支柱產業，然而在樓市低迷、經濟走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上海不惜再次助推樓市，折射出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1月13日，上海市市長韓正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09年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目標設置為6%，遠遠低于2008年12.5%的目標。

　　《中國新聞周刊》獲得的一份由上海市國資委出資監管企業的運行情況顯示，這些企業一月份的營業收入和利益總額同比均大幅下降。其中，營業收入同比下降13.4%，利潤總額則同比下降了98.6%。

　　這些國資背景的公司歷來是上海的納稅大戶，其經營狀況直接影響到當地的財政收入。1季度，上海地方財政收入同比下降8.4%。“上海和全國一樣是下降趨勢，但是上海的下降趨勢更嚴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怡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方面是財政資金的來源在減少，另一方面是財政支出的任務在增加，缺口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