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檔就能打印假保單

　　梁玉祥的代理律師張宏雷自代理假保單案即開始收集航空意外保險單，他驚訝地發現，收集的10張保單中，有6張為假保單。

　　據一位業內知情人透露，假保單充斥市場至少已有兩年，因航空意外險出險率低、易仿印，成為假保單中較為集中的險種。云南民航凱亞信息有限公司總經理潘孝瑋介紹說，真保單的印刷成本僅有兩毛錢，并且幾乎沒有防偽設計，甚至用“WORD”文檔就能打印假保單。

　　潘孝瑋說，云南機場集團去年出港人數為1013萬，一般航意險的購買率在20%到25%之間。“這個市場巨大，其中有多少假保單是難以估計的。”

　　作為業內人士，潘孝瑋指出，假保單的可怕之處在于，其出售給代理機構的價格與真保單幾乎一樣，都在2元左右。“機票代理機構并不是專業人士，加之假保單的防偽度越來越高，致使代理機構已無法從價格上判斷真偽。同時，保險公司之間大打價格戰的惡意競爭，打破了成本底線，與假保單形成交叉，造成行業混亂，也給假保單可乘之機。”

　　潘孝瑋說，消費者提高維權意識是打擊假保單最有效的方式，但目前辨別真偽仍要致電該保險公司的客服熱線。“這就存在一個問題，短期意外險的銷售數據在總部的955客服電話里是沒有的，保單上400的客服是當地公司的電話，在電信部門是很容易申請的。所以建立統一的驗真查詢平臺，結束保險公司各自為戰的局面，是打擊假保單的當務之急。”

　　張宏雷對保單驗真的困難程度深有感觸：“為了查詢我手中10張保單的真假，我要分別給不同的保險公司打電話，更痛苦的是查詢結果并不是‘立等可取’，一些保險公司甚至第二天才能回復我。”

　　針對建立統一查詢平臺這一設想，云南省保監局相關人士向記者表示，這只是個工作建議，具體實施難度較大。“全國目前有100多家保險公司，保單又分屬于不同的保險公司，將保單進行統一查詢工作量大，而且增加了保險公司的成本，最終還是要消費者來承擔。”

　　潘孝瑋對這一答復不以為然。“我是專門做平臺運營的，建立統一的查詢平臺在技術上幾乎沒有難度，只需要保險公司提供最新數據。如果說會增加消費者的成本，那么我愿意承擔這筆費用，在云南建立保單真偽查詢平臺。”潘孝瑋說，他并不是想用這種方式證明自己有多高尚，而是因為不規范的保險市場已對正規的保險機構產生強烈的沖擊。

　　然而，感受到這種沖擊的還不止潘孝瑋。李平(化名)是某保險公司的市場部經理，她所在的公司日前將其代理機構告上法庭，要求其償還70萬元保費。李平說，代理機構收取客戶保費后并未交于保險公司，以致客戶出險后，保險公司根本沒有客戶的信息記錄。更嚴重的是，代理機構對客戶的小額索賠私自進行賠償。

　　李平坦言，目前保險代理機構良莠不齊，保險公司的價格戰加劇了保險中介的惡性競爭。“商業險的中介費用按規定是15%，為了搶市場，有的保險公司返給代理機構的高達30%。”

　　張宏雷說，保險行業的種種不規范現象，特別是無視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是讓他代理這場官司的主要原因。“但讓人欣慰的是，假保單引起保監會的高度重視，并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打擊假保單的行動。”

　　維權成本高迫使多數消費者選擇沉默

　　從發現假保單到向法院提起訴訟，梁玉祥說為了這40塊錢的假保單，他已有些力不從心。“首先，它打亂了我的蜜月假期，在這四個月中，我無數次打電話溝通，現在電話費就已經上千元了。除此之外，我還要正常上班，這件事非常牽扯精力。”梁玉祥無奈地表示，如果去上海起訴攜程，交通、住宿又是較大的一筆開支。在這個過程中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張宏雷表示，較高的維權成本，日益成為權益受到侵害的消費者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即便我們勝訴，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假一賠二的原則，得到的就是80塊錢。這80元象征意義更大于實際意義。”

　　針對維權成本偏高問題，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武高漢日前曾表示，在現行的法律下，消費者花費很多時間、精力去舉證，索賠的金額卻不能彌補損失，并透露對《消法》第49條關于“假一賠二”的內容，將建議修改為“消費者全部受損金額為基數，賠償金額不設上限”。

　　《消費維權操作實務與訴訟指引》一書作者林文向記者表示，假保單一案中，梁玉祥在維權中花費的成本完全可以在訴訟中明確提出，要求對方承擔，司法機關同時也有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職責。“我并不認同‘假一賠二’已滯后的說法，如果賠償金額不設上限，那被索賠方的利益誰來保護。盡管歐美國家法律中有高達40倍的賠償，但這種做法與我國現行的社會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