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麗堂皇的酒店和門外幾米處破敗骯臟的街道，財大氣粗的開發商和被城市化裹脅、不知所措的原住民，這種強烈的對比，在中國的許多風景名勝區都不難見到。海南的旅游資源得天獨厚，但社會經濟基礎薄弱，這種反差更是每一個到海南的游客多少都曾感受到的。

　　2008年10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率領15部委官員赴瓊調研考察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明確提出：“建設海南國際旅游島根本目的是‘造福全島人民，澤被子孫’”。轟轟烈烈的國際旅游島建設已經拉開帷幕，但在由海南省旅游局牽頭制定的國際旅游島總規劃中，相關的論述卻非常籠統，只是泛泛地說“提高海南城鄉人民生活水平”。

　　春節長假剛過，盡管有金融危機的影響，游客仍為當地帶來17.33億元的旅游收入。旅游的“天堂島”，如何成為島民的“幸福島”？這背后的深層問題，仍然是政府主導的經濟規劃，無論是旅游業還是其他產業，怎樣真正以民生為取向。

　　天涯海角之怨

　　旅游開發拋開當地百姓，帶來的陣痛其實海南一直在承受。

　　眾所周知，三亞最知名的景區是天涯海角，然而，只要一提起天涯海角風景區，三亞天涯鎮的村民甚至政府官員都絲毫不想隱瞞他們的不滿：為何祖輩留下的自然風光，自己不能得利，卻讓開發商圈起來收錢？天涯海角風景區每年有數億的旅游收入，為何他們卻只能靠叫賣水果和工藝品賺點小錢？

　　“于是，當看到豪華的旅游大巴載著衣著光鮮的游客到來時，有的村民流露出的不是‘有朋自遠方來’的喜悅，而是狠‘宰’一刀的沖動。”當地媒體這樣總結。

　　2007年2月25日，四川游客徐翀一家5口在天涯海角景區游玩時，“身邊一直跟著好幾個兜售什么貝殼、珍珠項鏈的小商販。這群小商販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年婦女和小女孩”，徐家因為與商販們發生口角，徐家老小被10幾個商販群毆。離開海南后，氣急敗壞的徐翀以“憤怒的老驢”為名在網上發表了《如此讓人惡心的三亞》一帖，網民群情激憤，引起了巨大反響。

　　為挽救聲譽，亡羊補牢，三亞市委書記江澤林親自指揮了一場整治風暴，在市委成立秩序整頓領導小組，調整天涯海角分公司的領導班子，嚴厲處理責任人，投入80萬元安裝21個電子眼對景區旅游秩序進行全面監控，禁止商販進入風景區進行貼身售賣，那些叫賣工藝品的婦女商販被統一安排在景區出口的休閑購物商場設攤叫賣。

　　這個休閑購物商場于2007年5月開張，位于游客從景區出口到停車場必經的通道上。一路出來，先是一些工藝品、藝術品和茶葉等專賣店，然后是一個紀念品和土特產超市，再出來是一個集貿市場式的個體經營戶區，那些婦女商販就被安排在這個區域做生意。三亞市旅游局副局長周春華介紹說，這是政府為百姓謀生計，特意而為。

　　這些婦女商販主要來自附近村莊的回民、黎民，基本上沒有土地，原來打漁為生，現在則打工或做生意，有些窮得連房子都沒有。有些家庭一家老小的生計就靠家中婦女在景區售賣工藝品維持。被驅趕出來以前，她們在風景區貼身售賣，一個月基本上能賺1000多元。

　　現在，風景區里沒有擾民現象了，但商販們的日子卻難熬了。“生活上很難過，過一天都不容易。”一名女商販告訴記者，“現在一天能賺二三十元就不錯了，嘴巴干都舍不得買一瓶水喝。”由于人多攤位少，一個一米長的攤鋪少則2個人合租，多則8個人合租，大家輪流賣幾天，剩下時間歇業在家，很多人的家境深受影響。

　　商場剛開張時，由于里面的專賣店和超市不賣工藝品，商販們的生意還行，每天還能盈利100來元，后來里頭也開始賣工藝品，個體戶的生意馬上蕭條。再加上商鋪在位置上本來就處于劣勢，個體戶輸給了里面的專賣店和超市。無奈，商販們拒絕繳納每月300元的租金，“一個人就來賣幾天，怎么交租？”她們的抵制心理很強。民窮則怨。如果不解決強勢的專賣店和超市與個體商販同質競爭的問題，這些個體商販只會一邊慘淡經營，一邊累積怨氣。

　　“香農”的智慧

　　與天涯海角景區相鄰的是南山景區，這是一個國家5A級風景區，年接待游客200萬人次，年營業額近3億元人民幣。然而記者驅車從三亞市區前往南山采訪，汽車一出高速路口，就看到路邊有很多賣香的攤點，有的就是插個遮陽傘放一張凳子排著一柱柱大香，有的造個鐵皮屋售賣，有的造個磚瓦房，最高級的是混凝土平房，一路擺賣到南山景區門口附近，幾公里長。賣香的人都是周邊農民。

　　見到南山景區總裁張暉，記者問及南山景區與農民的利益共創機制，張暉的聲音一下子高了許多分貝，主動談起“香農”問題，他說“這是一種不和諧的景象”。幾年前，三亞曾經開展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圍剿戰役，打擊“香農游擊隊”，時任三亞市委書記的于迅下令，如摘不掉這些“香攤香房”就摘當地鎮政府官員的烏紗帽，結果鎮政府官員、鎮派出所警察齊出動，驅趕“香農”，搗毀“香攤香房”。

　　“孩子賣香被警察搶走，哭著回來，我們蓋的鐵皮屋、房子都被砸爛，嘴巴軟的人抓去一天就回來了，嘴巴硬的人被拘留了15天。你來晚了，看不到這一切。”一位“香農”向記者描述。后來，于迅離開三亞到省里任職，當地鎮政府官員烏紗帽沒了危險，圍剿也就沒了，“香農游擊隊”又出現了，慢慢就形成了一支延綿幾公里的“正規軍”。

　　張暉向記者坦言：“農民沒有錢，生活過不去。”三亞市旅游局副局長周春華亦說，周邊農民看到南山經營那么好，他們也想分享一點利益，分享南山發展帶來的好處。記者問一位40多歲的黎族“香農”婦女怎么想到賣香，她說首先擺賣礦泉水，但賣得不好，后來發現游客喜歡給海山觀音燒香，南山寺里面卻賣得很貴，“一炷幾百元，但成本只有幾十元，我們在外面賣一炷香賺10塊錢也好，賺幾塊錢撈到一斤白菜的錢，我們也賣。”

　　起初，生意好的時候“香農”一天賺100元，就是現在生意差一個月也有幾百元收入，基本生活解決了。“一斤白菜現在賣三四塊錢，老百姓活路難啊！”這位“香農”告訴記者，當初政府抓“香農”，“停了幾個月，飯都沒得吃，政府抓不動的，我們要吃飯。”

　　隨著近20年的旅游開發和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征地，南山景區周邊的老百姓本就沒有多少土地，當年南山景區及其周邊那些山頭都是老百姓挖野菜吃、摘草藥賣、割草蓄養牛羊謀生的重要資源，開發后老百姓就不能進山了，數百年來的謀生方式在旅游開發的劇變中被割斷，賣香實際上是農民探索新謀生方式的一種努力，這是一種無奈的生存智慧。

　　張暉說，以前開發南山時，這一帶是荒山，并沒有涉及向農民征地以及搬遷的問題，故而企業沒意識到要去想他們的未來。原來，南山開發采取的是“企業+政府”的分成模式，每年政府都能從南山利潤里分到2000多萬元。“政府應該有一定比例用于民生，不要多，只留200萬來給農民分紅，這么多年來就不一樣了嘛。”

　　農民窮，政府也窮，于是，這么多年來竟然沒有一分錢以分紅的形式給到農民手上。

　　吸取這個教訓后，張暉說南山二期開發，將把周邊村莊、小鎮納入共同發展藍圖，在景區大門建一個南山文化小鎮，把攤鋪統一建好，再請“香農”過來當小老板。張暉說這不是自己多么高尚，而是“南山是一個佛教世界，充滿慈悲的地方，你能產生那么多不慈悲、不和諧的東西嗎？你建成天堂，人家就是地獄？”